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的影响

宪政观念根植于西方法文化土壤,而非我国传统法文化所固有,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法文化.宪政建设的成败与一国传统法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具有全面的影响,两者既有相互抵触的方面,也有相互关联的方面.要建设一个宪政中国,就必须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改造.     

浅析刘少奇关于党的宣传思想

宣传工作是涉及全局的重要工作,新时期搞好宣传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刘少奇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如何搞好宣传工作都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的思想对搞好新时期的宣传工作仍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公民宪法财产权略论

我国学者一般未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相区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借鉴西方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它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意义。     

刑法目的的合宪性解释

我国刑法的目的仅仅是保护法益，还是包括惩罚犯罪以维持社会秩序，运用一般的刑法解释方法难以作出解答。刑法目的的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有其必要性。根据合宪性解释，我国刑法的目的包括保护法益和惩罚犯罪以维持社会秩序两个方面，而且后者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这不符合刑法以及宪法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根据宪政的精神、价值对宪法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使之顺应注重保护法益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刑事法治的时代潮流。     

论我国现代宣传研究的第一波高潮——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宣传研究述评

国内的宣传研究比较薄弱，导致我们对20世纪30—40年代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的宣传学术研究之总体规模及其成就存在着认识上的盲点。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整理和分析了该时期主要的宣传研究著述。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出现了大量与宣传有关的研究著作，包括宣传研究、战时新闻传播研究、战时民众动员研究及其他战时问题研究等四类文献，其中的少数研究成果具备了空前的学术水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该时期都完全可以被视为我国现代宣传研究的第一波高潮。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主流媒体对政府议程的宣传报道研究--以近30年《人民日报》头版塑造的农民个体形象为例

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直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以1979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农民个体形象报道为样本,笔者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日报》作为宣传和解读农村政策的主流媒体,对农民个体形象塑造的密度,与国家对农村进行议程设置的强度正相关;以正面宣传为主,对农民个体形象的塑造总体上看以爱国奉献、勤劳智慧两种形象最为突出,但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所用体裁以消息为主,将普通农民置于报道主体位置。同时,《人民日报》关于农民个体形象的塑造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政治性;过于强调正面宣传,一定程度上忽视农民弱势形象的实际;报道大多涉及公共领域,忽略农民生活中的私人领域。笔者提出主流媒体报道农民形象,应坚持正面宣传和传播正能量为主,但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应主动服务好政府议程,但必须尊重农民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实际地位和诉求;应宣传农民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做到政治性与新闻性的统一。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研究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国家税权的划分,不仅涉及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且涉及宪法对中央与地方两级国家机关的权力控制和对人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各国税权划分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高度集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适度分权模式。参考世界各国宪法规定,借鉴世界各国宪政文明的普遍经验,完善我国的宪法税条款,明确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漂绿”的竞争法规制

随着绿色需求对商品经济的渗透,环境友好产品、服务或实践的声明愈加普遍。不乏企业作出虚假或误导性的绿色声明即实施“漂绿”（greenwashing）。“漂绿”对竞争者、消费者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亟需法律规制。根据“漂绿”的界定及对美国竞争法规制“漂绿”案例的分析可证明竞争法规制较为有效。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和“漂绿”最为关联,但因条文的局限,不能完全有效规制“漂绿”,应作修改：明确“漂绿”的标准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概念;允许利益受侵害的消费者作为诉讼主体;增加一般条款和规制“漂绿”的条款;加强“漂绿”企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构建已初见端倪,该体系主要以苏区为宣传场域,以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士兵等为宣传对象,以书籍、报刊为宣传载体,通过开展多层次教育、文艺宣传,并配以相应的宣传原则和宣传策略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共产主义的目标理想等内容的宣传。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体系构建的成功实践对于推动当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及宣传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