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调解的法律文化学思考

调解一直是我国乡土社会重要的解纷方式,本文基于法律文化视角,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现实法律文化背景以及国外解纷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思考了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调解在乡土社会解纷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在建构我国多元化的解纷体系时,应重视调解解纷机制的作用。     

论重整人内部监控的角色群

合理构建重整人与关系人会议、重整监督人、法院的关系,使重整人内部监控机制得以完善,实现公司重整角色群的功能协调和权力制衡。     

民间调解的困境和出路探析

作为调解的一种重要形式,民间调解曾经在纠纷解决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进入“诉讼时代”后,民间调解受到压制和质疑,面临困境。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诉讼已不堪重负,构建包括民间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造成当前民间调解困境的诸多原因,探索了社会转型期民间调解重构的路径与方法等,使其与诉讼方式相得益彰,以发挥民间调解应有的不容忽视的优势和作用。     

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

上海在开埠以后的20多年中,逐渐由一个比较单一的社会,变成混杂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中西管理权限交叉、中西利益交叉、中西法律混合三个方面。本文通过上海对西人开放、租界对华人开放、华洋的抗争与合作、混合法庭会审公廨的形成诸问题的论述,说明上海开埠以后混杂型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因缘际会的结果,也是谈判、协商的结果。     

西汉后期将军考略

西汉后期将军成为中央常设官,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经常冠加大司马,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前后左右将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武力集团。它们不仅掌握了军权,统理军事行政事务,代替了西汉前期太尉的职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进入内朝,操纵政治,大大分割并削弱了丞相与外朝的权力,严重影响了西汉末期的政局。     

也谈Gu厮Luo的族源、身世及其它

文章运用汉藏文史料,对11世纪河湟地区藏族部落首领唃厮啰的族源、身世、名称等进行了考证,并就青唐城的含义进行了剖析.     

再论罪名变更的法理基础及其模式选择--刑事一体化角度的思考

在法院能否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以及如何变更起诉指控罪名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理论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也都值得商榷.我国罪名变更制度的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承和法治土壤,应当建立以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为基石并与诉因制度相整合的"诉因制度本土化"模式.     

历史、矛盾与求解：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清醒自觉的执政逻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特定的历史渊源,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我们有新的思维来思考。按历史的逻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分析,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探讨解决的途径。     

贾平凹的角色定位与自我身份认同

在对贾平凹的创作历程进行宏观梳理与跟踪关注的基础上,从"用笔写作的天才"、"游走在边缘的参悟者"、"非潮流化写作与'大陆文坛之独行侠'"、"意欲穷尽一切可能的'百变灵笔'"、"我是农民"等五个侧面分别勾勒出贾平凹作为作家的一些本质特征。这五个侧面在空间上的组合,使我们可以完整地把握到作家贾平凹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和角色特征。     

中美刑事庭审程序比较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走向程序的时代。重估程序的价值、注重程序制度的构建,已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一大显性表征。在“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积习甚深的当代中国,也开始高度重视法律程序制度的建构,“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导向之一。通过对中美两国审判制度的比较,诠释“程序正义”的内涵和精髓。期待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够彰显程序正义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