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路径研究

企业家是中小企业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是创新的发起人和关键支持者,对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起着决定性作用.现有对企业家和创新能力的研究均强调了企业家的重要作用,但对于企业家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未能给出有力解释.本文基于创新过程,结合企业家的职能,提出企业家提升创新能力的四条路径:清晰科学的战略规划,引导创新方向;整合、配置资源,提供组织制度保障,建立创新基础;鼓励学习和知识交流,培育组织能力:构建创新型文化,提高员工创新意愿和创新积极性.本文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浙江省某中小企业为例,具体分析了企业家提升创新能力的四条路径在企业中的实践.     

对我国"企业家能力"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学者发表的47篇关于"企业家能力"论文的统计分析,揭示了企业家能力研究的作者、时间、杂志数量分布特点,以及企业家能力的主要内容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能力研究的有关结论和建议。     

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     

年薪制：企业家职业化形成的催化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改革迫切呼唤企业家的职业化,但是在旧的分配体制制约下的现有的工薪制,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而阻碍了企业家走向职业化。科学的年薪制是职业企业家得以形成的催化剂,这种年薪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把企业家职业化形成所必需的各种约束机制、任聘选拔机制、评价监督机制、教育培训机制、观念更新机制等方面整合为一个综合的激励和控制系统,从而构筑一张利益之网来保障个人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制度创新与职业企业家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时代拥有专门知识的企业家阶层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 ,在承认“经济人假设”和企业家私有产权的前提下 ,通过对企业家选拔、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造就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 ,使企业家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客观上有助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基于民营企业文化创新视角下的地方文化研究——以浙江台州为例

文章对企业文化与地方文化关系进行了梳理,以浙江台州为例,研究了地方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通过对地方文化赋予台州民营企业家鲜明个性特征的成因分析,提出了有利于民营企业国际化竞争的地方文化培育的建议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基本依据与现实要求

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只有纠正认识误区，构建完善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才能不断增强和切实提高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TMT股权与人力资本对投资者估价的影响——基于创业企业IPO市场的实证检验

当前的创业企业通常具有一些特征,如股权较集中,管理者通常是创业者,具有高科技行业背景,创业者以团队形式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创业企业在证券市场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其IPO后的公司价值,都深受资本拥有者、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和高管人力资本的影响,也给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案例与新的数据。本文利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创业板公司的数据,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市场估价与其董事会构成、TMT股权分布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证实了部分假设。     

“Child perpetrators of sexual abuse”: The emergence of a problematic deviant category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emergence in the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of a new category of criminal deviant: the very young juvenile “sexual offender” (“child perpetrator”). It is argued that current research and writings on “child perpetrators” 1) fail to adhere to established tenets of scientific inquiry; 2) attempt to pathologize species‐typical behaviors; and 3) reflect symbolic opposition to widespread sexual license perceived to have resulted from the “sex positive” interpretive changes regarding sexuality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nteractionist methods are applied in tracing three decades of interpretive changes regarding sexual behavior as reflected in the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sex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mid 1960s to the pres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ritings on “child perpetrators” constitute an anomalous but predict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when consider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cent trends in sexual discourse, professional ideology, and the current widespread perception among many Americans that children are no longer safe from harm while engaged in their normal daily activities.     

时间偏好不一致企业家动态投资策略研究

考虑了时间偏好不一致下企业动态投资问题。假设企业家是时间偏好不一致的,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分别得到了成熟型企业家和幼稚型企业家拓展期权价值、最优投资水平及破产水平,并分析了时间偏好不一致程度对企业家经营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导致了投资不足问题,较成熟型企业家而言,幼稚型企业家投资不足问题更严重。此外,时间偏好不一致可以消除乐观自信企业家过度投资问题;最后,成熟型企业较幼稚型企业家更倾向于提前破产,特别地,以成熟型企业家作为基准,幼稚型企业家投资前破产水平扭曲程度受时间偏好不一致影响较大,而投资后破产水平扭曲程度受时间偏好不一致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