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德美两国反经济危机政策的比较

重点考察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反经济危机政策,通过比较其异同并分析原因,指出指导思想、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对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作用最为显著,同时指出国际贸易特别是资本流入对经济复苏有重要影响,从而为当今反经济危机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经验。     

家庭教育指导需要政府支持之思考

家庭在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同时,家庭教育指导的规范发展也备受关注。政府作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体,在发挥其作用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政策、行政、经济、人员及舆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府支持对策。     

生产型企业内部营销质量测量的实证分析——以××毛毯厂为例

基于内部营销相关理论及其研究现状,选取某一毛毯厂为例,探讨了生产型企业内部营销质量测量模型。以××毛毯厂的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17.0检验内部营销质量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然后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调整模型,最终得到内部营销质量测量模型。该工厂的内部营销质量测量模型共包括5个维度,分别是移情性、公平性、有形性、协调性、可靠性,总共含有22个评价指标。研究的结果表明,经过修改的SERVQUAL模型适用于测量生产型企业的内部营销质量。     

我国土地契约发展历史考察——基于地方政府作用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视角,利用历史回顾法和比较分析法,考察我国土地契约发展的历史,以期为当前农地流转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定位提供思路和建议。研究发现土地契约制度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萌芽、定型和成熟三个时期,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土地权属的确定、交易程序的规范、契税制度和交易后权利保障等方面。土地契约制度的发展具有延续性,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即使局限于当时土地制度的弊端,但对于当前土地交易尤其是农地流转的相关制度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研究结论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应当从契约订立、中介组织建立和民间契约吸纳等方面的加强农地流转管理。     

建筑节能政策法规体系分析及实施效果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建筑节能政策法规体系的梳理,分析政策法规体系结构及完善状况;通过对建筑节能实施状况的实证研究,把握政策法规体系的实施效果,进一步切准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着力点和增长点。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提升政府公信力研究

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给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社会管理创新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公众信赖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才可能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政府与时俱进地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解决社会矛盾,能够大大提升政府公信力。在目前政府公信力日益削弱的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提出正当其时,政府应当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健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取信于民;培育公民社会,放权于民,执政为民。     

数字出版转型的观念创新

在分析观念创新在数字出版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着力探究数字出版观念创新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以及路径和方法。研究认为,数字出版观念创新是数字出版转型的动力和保证,传统出版机构必须遵循数字出版观念创新的内在逻辑,认清数字出版观念创新的动力机制,选择正确的路径和方法,扬弃不适应数字出版的旧观念,建构指导数字出版实践的系统的、全新的出版观念：突破思维定势,以从产品中心到服务中心的转变为突破口,以专业出版平台建设为核心进行协同创新,不断探索数字出版创新的路径和方法。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     

论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重要动因——地方政府效用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