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

本文主张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阶层排序问题 ,认为阶层的排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的 ,在近代军阀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军阀官僚与上层工商业者并列为社会阶层序列的首席 ;而一旦军阀官僚得以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特权官僚就成为唯一高高在上的等级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会发生相应的剧变。过去简单地以“国家资本”的概念来替代“官僚资本”的概念失之于草率 ;“官僚资本”的概念尽管可能有某种不清晰之处 ,却包含着传统政权利用对新式经济的控制权及运作形式来为自己牟利的丰富的历史内涵。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波普尔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把“是”与“应当”混在一起,是事实与价值一元论,在理论方法上是错误的。波普尔本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认为无论历史还是外在自然都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选择什么,道德决定不可能从社会事实或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源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对“休谟问题”中的“事实”与“应当”,马克思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由此坚持了历史决定论中的辩证法。     

论纠纷中的“事实”问题——基于彝区两个案例的思考

本文借助两个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案件,试图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事实＂问题进行从特别到一般的探讨。在纠纷解决活动中,从＂自然事实＂的发生到＂法律事实＂的认定,不是绝对客观或正确的必然过程,而是由特定社会的文化逻辑所决定的。同时,在基于＂合意＂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事实因素并非平息矛盾的关键,通过淡化或模糊化事实来促成双方的合意,是纠纷调解活动的重要策略。     

中国诗学中的事境说

事境是中国诗学独创的一个概念,但一直被抒情传统的意境说所遮蔽。事境说是宋代以来世俗化生活在诗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与“想味不尽”的意境不同,事境尚实宜近,是时间(事)空间化(境)审美范畴。从诗性生存的角度看,诗人创设事境就是为了使人摆脱日常之事的纷扰,在事的诗性世界里去感受和体验应然的生活,从而使人心灵得以净化,生活得以提升。深入发掘和研究事境,既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诗学的历史传统,也有助于当下诗歌与诗学多元鉴赏与建设。     

不当得利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从不当得利的4个基本要件入手,分析了不当得利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分析认为,不当得利案件中4个法律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一般情况下遵循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规则,但是不当得利案件中消极事实的证明一概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不符合实质公平的要求。分析结果表明,要在证明责任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律要件分类说进行突破,以减轻原告的证明责任;而对于＂一方获利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应当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借鉴表见证明及消极要件分类理论的内容。     

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出于对传统政治学研究方式的不满,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发生重大转变。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不仅经历了从价值研究转向事实研究,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的过程,其研究内容也从制度研究逐渐转向政治行为研究,并深受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但是,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并没有大量运用定量研究,也没有从根本上摒弃价值研究。     

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论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

在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和分界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都是陷入困境的,从而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而将价值问题排除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外的论断是无法被充分辩护的。否定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将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于正当性追问的意义,并剥夺我们对自己置身于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资格。而"价值客观化"的努力者则在其所理解的"科学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把握价值问题,导致对确定性的迷信。在价值领域内,理性具有参与的能力及作用。对于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其所必需的理性无法达成对于世界与生活的最终理解和绝对把握,然而却能完成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使命。从而,对待价值问题的合适态度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道德实在论",它首先承认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承诺某种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或价值集合。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当代诠释

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实事求是"并列,这里的"实际"、"实事"要理解为"事实",并且事实具有直接性和可靠性,由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事实包括客体事实和价值事实,价值事实在"实事求是"中更为重要。从价值事实中求"是",这个"是"就集中体现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最终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最高标准。由此人民利益标准就成为"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中的核心。人民利益标准既是"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又是"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因而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标准的核心。只有坚持人民利益标准,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探索,完成了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