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事实与宪政:梁漱溟宪政态度的转变、原因及启示

梁漱溟对待中国宪政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梦想立宪",即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不附合、不参加、另探索",再到积极参与宪法的制定、修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再三强调宪政限制王权的作用。梁漱溟宪政态度第一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转向"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第二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与"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的结合。梁漱溟宪政态度转变及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宪政的启示是:对宪政内涵有新认识;认识到宪政是"治国之策"而"非强国之策";高度重视宪政建基的"事实";掌握宪政建设的路径。     

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     

环境伦理学的“自然主义谬误”及其消解

"自然主义谬误"的核心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逻辑矛盾,环境伦理学"模糊"了这个界限,所以遭到非议,并陷入困境.透过机械二元论的遮蔽,我们发现环境伦理学并不是简单地把"事实"等同于"价值".在"主体间性"等过渡路线的平台上,"事实"与"价值"有了"沟通理性","自然主义谬误"不仅得以消解,而且使环境伦理彰显出更深层次的生存内涵.     

语言对比研究是否需要一个理论框架

文章根据Popper的一些基本科学哲学观,探讨了在语言对比研究中究竟要不要理论和理论框架的问题,认为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通常需要有一个理论框架,一方面为审视和观察语言事实提供一个整体理论视角,同时也为语言材料的分类和描述提供一个具体的分析方法。     

中华诗坛汉藏交流的不朽篇章——从卢前诗作回顾喜饶嘉措抗战期间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重要史实

汉藏文化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六十多年前江南学者诗人卢前存留的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见证了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史实,颂扬了喜饶嘉措大师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诗歌文化沟通与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证明了喜饶嘉措大师具有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文学虚构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虚构很不重视,有关研究停留在皮层的理解和阐释上,或者认为虚构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只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实际上虚构乃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质"。虚构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文本言语方面。文学的虚构是通过文学文本言语体现出来的,文学文本言语也是虚构的,文学不是生活事实,而是话语事实,话语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本身。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完善事实陈述的主要途径——涉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治学心得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一批影响极为广泛的学术观点竟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因而有必要在完善事实陈述的基础上,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具有一定颠覆性的重建.研究争鸣的各种理据、分析思想的内在理路、剖析文本的理论体系、拓展史料的取材范围等,有助于形成结构、逻辑、要素、过程相对完整的事实陈述,进而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从媒介仪式到大众娱乐——关于现场直播的媒介分析

自1997年以来,电视直播在我国日益常态化,但不同时期的电视直播观念和形式却有着很大区别。总体而言,早期的电视直播强调提供事实,但在重大报道中,电视直播不仅要提供事实,更是一种媒介仪式;而近几年来,随着电视直播越来越普及化和日常化,直播的仪式功能有所下降,甚至直播成了满足大众好奇心和观看癖的娱乐节目。     

诉讼认识论探究——以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

诉讼活动是建立在主体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由于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认识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对于案件事实的主体性认识存在永恒的局限.在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个别主体将自己的经验或感知转换成对客体对象的语言性解释,在不同主体间流转,并求得其他主体的理解和共识,形成具有主体间性的认识.主体间性认识在诉讼中的引入消解了主体性认识的局限,对诉讼认识规律的探究应从主体性认识向主体间性认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