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大地 言说自然——论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

运用生态文艺的批评方法分析了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扩大了童话诗的阐释空间,揭示了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是一种间性文本,即具有儿童诗与成人诗、童话诗与生态诗的间性特征的文本,仅仅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去解读是不够的。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看,徐鲁以感恩自然的心态和更为贴近自然的感性视角描绘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唯美画面;其将地球看作一个活物、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的思想,与盖娅假说异质同构;其“小拇指童话诗”对大地的倾听,对自然的言说,是天、地、神、人4重整体的和谐共振,是生态文艺理论的成功实践。·     

论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

本文研究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中国文学童话创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本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童话译介启动了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进程。“五·四”运动前，此进程较为缓慢，童话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带动儿童观、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的转变，间接或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童话的诞生。以叶圣陶的创作为标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童话，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宗教与文学之间:愿文、僧传及志怪中的往生想象

用于"七七斋"仪式祝愿的文书承载着一种对亡灵转生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密切联系.它们以文学为表现形式,传达汉传佛教对往生的想象。与之相似,僧传与志怪小说也传达着各自关于往生的想象,修为高深者直升天界,而凡俗之人则需要进入被称为"中阴"的过渡期,等待冥官依据其生前作为判断出罪福,而后再定转生的去向。三种文体表达了对同样的对象的想象,尽管其创作意图并不相同,在客观上却因信仰的传递产生了关联。     

激活宋代志怪小说的三大因素

如果以现代小说观念考察宋代志怪小说,并与之前的唐及魏晋时期的小说比较,那么可以说,宋代志怪小说是“贫乏”的。文章在查阅、考证现存的历史文献后,统计了宋代志怪小说的种类、数量,分析了宋代志怪小说作者的身份与所处的阶层,得出了宋代志怪小说“兴盛”的结论,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探寻了其兴盛的原因。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生态情结

蒙古族民间童话蕴含着鲜明的生态情结,体现在强烈的生态意识、和谐共生的生态教育主题、自觉自律的生态道德观和穿插其间的生态知识几方面。其生态意识无处不在,带有理想情结,自觉自律又生生不息。人被看作是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生存发展的亲密伙伴。其生态道德观主要包括敬畏、顺应和保护大自然,不损害自然万物,善于应对自然灾害。其中的生态知识充满童趣和智慧。     

东晋仙道文学中的性别分析

东晋仙道文学中对女性的抒写是东晋仙道文学的一大特色。此前,有关女性的抒写多是在诗赋中,只有从东晋开始,在志怪小说、仙传体裁与道教典籍中,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众多女仙及其权力系统,女仙身上所寄寓的特质表现了东晋士人的想象,也折射了东晋社会的性别观念。     

论《西游记》的女性类型及其变化的意义

《西游记》通过对全体女性的分等、类型女性的分级、个体女性的分解,说明了仙女、凡女与妖女是三个依次递降的等级层次,即无情无欲的是仙女,是理想的女性形象;有情欲但能理性对待的是凡女,她们要为之付出代价;放纵情欲的是妖女,是最低等的,应该一棒打死。这表现了吴承恩的情欲观：情欲是存在的,但是不能不控制。无情无欲的是神性,理性之内的欲望属于人性,而溢出理性范围则属妖性。     

从迷恋到迷失——顾城及其营造的童话世界

顾城是当代诗坛颇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其诗歌创作体现出天真的童话理想,他始终在构筑自己迷幻的童话王国。自然、生命与女性情结是顾城童心构建与固守童真的最重要的因素,他对童话理想的追寻最终也由迷恋走向迷失。     

《威尼斯商人》,一个童话

<威尼斯商人>的童话性质是通过童话氛围营造、道德训诲原则、假定性形式等因素来完成的.分别取材于<蠢货>及<罗马人的事迹>的两个性质迥异的内容,通过对金钱的态度被粘合为一个完整体."第五幕"按西方编剧法似是多余的,但以中国古代戏剧理论观之,则正体现了"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艺术效果,成为整个剧作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