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xit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this brief essay, I argue that the ‘Brexit’ vote is but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utopian ideal of autonomous markets beyond the reach of regulatory democracy. Brexit represented the collective, if (to my mind) often misguided, efforts of those ‘left behind’ in Britain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predatory nature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In a Polanyian sense, it is a form of social self-protection from self-regulating markets in money, trade and labour.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农产品金融化对玉米期货价格的影响

近年来农产品金融化现象突出表现在农产品市场和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的联动,农产品的金融属性日益明显。基于2000-2012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的月度数据,从农产品金融化视角分析玉米期货价格波动情况,选择货币供给量、货币价格和投机情况三方面可量化因素分析对玉米期货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和投机资本对农产品期货价格有推动作用,而美元指数对价格有抑制作用,金融化因素对玉米期货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建议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风险防范,完善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防范过度投机。     

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挤出机制

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08—2017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金融化并不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过度金融化却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控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挤出机制上看,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源于“现金流竞争”而非“产品市场竞争”;异质性上看,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资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的挤出更明显。通过识别金融化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异质性特征,为推进创新驱动提供了逻辑借鉴。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资本金融化与政策有效性

随着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脱实向虚“愈发严重,货币财政政策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用企业资本结构冲击来刻画企业资本金融化,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资本结构变化下货币财政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企业资本金融化与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资本金融化冲击会使得经济下滑、消费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泰勒规则相比货币供给规则更有利于应对资本金融化冲击;第二,负利率、货币供给和财政政策冲击都会增加产出、消费和投资,但随着企业资本金融化加深,他们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性逐渐下降,反而资产价格相对上升;第三,资本金融化削弱货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机理在于资本金融化影响了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应减少,从而使得总产出、消费和投资相对下降;第四,通过模型方差分解得出,资本结构冲击能够解释资产价格收益波动的19.48%,另外从长期来看,不管是泰勒规则还是货币供给规则下资本金融化深化都会影响实物有效投资不足,从而影响长期消费,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研究——基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面临诸多挑战,探究商品金融化视角下的金融市场风险防范对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宗商品金融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改进的商品期货定价模型,从金融化视角详细剖析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商品价格、供给和需求冲击的边际效应,比较其在长短期和市场波动环境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0—2020年一季度美国金融市场和2010—2019四季度中国金融市场样本,分别构建金融化指标和金融市场稳定性指标,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金融市场稳定性、商品价格以及金融化程度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最后考虑市场波动差异,特别是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这类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实证检验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中美两国商品指数市场中,金融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短期冲击影响程度最大,各个市场受冲击后的1至2年内价格水平均能恢复均衡状态;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大宗商品金融化影响显著,特别是在商品指数市场;相较于大宗商品供给、需求和价格,金融市场稳定性在短期内由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主导;商品金融化程度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较长期更显著,影响程度也更深;从长期看,金融市场稳定性由大宗商品价格主导,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则较弱;进一步通过门限模型证实,相对于金融市场低波动环境,在高波动环境中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短期影响力更强。据此,对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持仓报告制度体系,强化对金融交易者持仓识别与金融化程度监测;第二,分市场环境监管机构投资者持仓,避免"一刀切"持仓限制,因人施策差异化管理市场金融投机行为;第三,建立金融市场联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风险识别效率,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蔓延,合理应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维护金融市场长期稳定。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

针对国际农产品金融化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动态变化研究的不足,引入了状态空间模型和BEKK-GARCH模型,基于2000年1月至2015年1月的月度数据,对传递系数的动态变化特征及金融变量对传递系数的影响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际农产品金融化背景下,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农产品价格向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系数为正,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国际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流动性水平均对传递系数有正向促进作用;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国际石油价格和国际流动性水平相互影响,对传递系数存在ARCH型波动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