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

自唐代来华的日本人井真成的墓志铭正式发布之后,中日专家学者对此倍加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但管见所及,学界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理解、释读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墓志残缺之处的填补文字。对墓志铭再次进行了解读,尤其注重对其中所用典故的梳理以及残缺处填补文字的查证,认为该碑缺损文字为“衔”、“而”、“壑”、“哀”、“给”、“东”、“客”、“命”等的可能性较大。     

施彦端即施述元考

通过施氏家族族谱以及墓志资料的分析,发现施耐庵和施让之间存在世系缺失,施彦端和施让之间传承清晰,施述元的生卒时间和施彦端基本吻合,结合古人名、字关系分析,得出施述元即施彦端的结论。     

论北魏墓志文末补记三代家世履历现象

北魏洛阳时代锐意进取,拓跋王朝迅速迈过门阀士族化的门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反映时代变迁的墓志铭在语言风格和书写范式方面随之改变,尤以志文末尾附记三代家世履历最为显著,此举刻意迎合厘定姓族门第之规章典制,额外强调身份等级和资源分配之决定要素家世门第。其中,既有父系的官资履历,亦包括母系的族姓出身,体现北朝士族社会高度重视婚宦的特点。结合中古门阀制度的背景知识,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的仕进程式和婚姻状况,亦不难发现中古贵族社会阶级固化、对流停滞局面的形成机理。通过与明清联系比较,足可揭示古代中国由世袭格局向对流形态演进的总体趋势。跳脱文本窠臼,在尊重“史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史义”之阐释功能,把石刻文献研究由“史料”推向“史学”的层次,此乃当代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     

从女性墓碑文看晚明节烈妇的表彰

晚明女性墓碑文中存在大量关于烈女节妇的记载，这些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其时社会各阶层对于节烈事迹的表彰事宜颇有参考意义，应得到重视。本文具体论述晚明从朝廷到地方以至于士大夫阶层对节烈事迹的表彰。我们将看到晚明的节烈观念怎样通过国家机器运作以及民间权威的活动而被强调和宣扬，并进而成为女性最高道德规范。     

新出土的唐尼姑李胜才墓志考证及相关问题探讨

为了探讨李让夷的世系、历官、郡望和唐代武宗灭佛事件的背景,对西安曲江池村新出土的李胜才墓志做了详细的考证。通过文献和地下碑铭互相印证的方法,确证李让夷既不是陇西李氏,也不是赵郡李氏。他死于由淮南军返京的途中,而不是死在东川节度使任上。同时这方墓志对理解武宗灭佛事件的背景也有所帮助。     

“法”、“悟、”化“——《诗薮》的创作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继承了严羽、明代前后七子等前人的诗学理论并加以改造，将学诗的过程概括为“法”、“悟”、“化”三个阶段，极大地丰富了这些范畴的内涵，形成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对明代主流诗学的整理和集成，为我们以新的视野来审视明代文学复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海南家谱研究现状探析

探讨了20世纪以来海南家谱研究的历史概况,对海南家谱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分类,指出了海南家谱研究存在的不足。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