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弊端与现代化

文章认为 ,藏族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古老的文明 ,缺乏人道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等新的文化因素。因此 ,淡化乃至削除藏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弊端 ,这是提高藏族文化水准 ,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前提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藏族文化的现代化。     

从人道主义到女性主义——论20世纪80年代三部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特征

上世纪80年代＂人的重新发现＂之后,表现人道主义、主体性等＂冲破禁区＂的理论形态和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此时期很多女作家代表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逐渐从人道主义思潮中浮出,结合刘再复先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解读《人啊,人》《人到中年》和《方舟》三部小说,可以探寻女性主义如何从人道主义中生发出来并从根本意义上保证了人道主义概念上的完整性。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康德伦理学关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意志自由问题,并围绕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探讨。自由体现于人的道德实践,从自由概念可引申出普遍的道德法则,其基本思想有助于理解当代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在人学的层面上,康德伦理学弘扬以人为目的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人类的永恒主题———对自由的追求。这对于反思当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寻求人类的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立在"话语"理论基础上的思想变革——福柯政治哲学探析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在从结构主义思想中汲取重要养料的基础上,又远远超出了结构主义。他在新建立的“话语”理论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权力,建构了新的权力哲学,并且提出了所谓的后人道主义,从而完成了在政治哲学上的重大思想变革,成为了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颇有见树的重要人物。     

在解放区文学的视界里——论丁玲40年代的创作

作家的艺术生命与创作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但是在解放区文学里,存在着消泯作家个性的同化力量,使很多作家丧失了个性。而丁玲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本文着重阐释了她此时创作的鲜明个性,分析了形成此种创作个性的原因,并对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评价。     

从人道主义到人之死：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福柯的话语理论描述了一个另类的历史场景：人道主义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更是一个无边的陷阱。人道主义是话语权力编织出的修辞幻象,它不是通向人的幸福,而是导致了“人之死”。从一个方面看,“人之死”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悲剧,是启蒙理性对人的全面异化,人就像沙滩上的一副面孔将被波浪抹去,这也正是“后现代”境况中人类生存困境的写照;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人之死”又转化为一幕喜剧,以冷酷的姿态嘲弄了包括自由、正义、责任等在内的人道主义谎言。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福柯还原了话语的修辞过程,揭示了历史理性的荒诞,将人该如何生存的问题推向前台。     

伦理关怀:弱势群体问题的现代视角

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对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精神理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社会公正,通过公正的社会制度来改变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第二,坚持以德行政,各级政府要在坚持依法行政、建设制度伦理、提升官员品德的基础上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和谐;第三,奉行人道主义,政府和社会强势群体应该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前提下,向弱势群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他们改变不利处境,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     

马克思“异化”理论不能被全盘否定——与黄楠森先生商榷

作为苏联时代在哲学理论上无视人的发展的一个典型,法共哲学家阿尔杜塞把《资本论》断为反对人道主义体系,是错的;匈牙利共产党哲学家卢卡契在抽象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两极间摇摆,不足为训。在国内,上世纪80年代周扬等人倡言人道主义,胡乔木和黄楠森等人从历史观上否定人道主义,形成两派。黄至今不理解“两个历史过程”理论对“以人为本”的必然呼唤,对“以人为本”持续质疑,在理论上失误多多。作为数十年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著名学者,薛德震目前对黄的批评,值得重视。     

Governing Ebola: between global health and medical humanitarianism

Medical humanitarianism and global health are two distinct but co-dependent spheres of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eir actors differ in their units of analysis, understanding of neutr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ies. While health underpins the normative principle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humanitarian ideas, and notably medic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re absent from global health security planning. This article develops the work of Lakoff [‘Two regimes of global health’, Humanity, 1(1), 59–79 (2010)],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se two governance spheres and how this had stark consequences in the 2014/15 Ebola outbreak in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framed as a problem of global health but which rapidly became a humanitarian crisis. Such a frame excluded medic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from the initial global strategy and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a new organization (UMMEER –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Ebola Emergency Respons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ilitaries to bridge the health-humanitarian divide. Reconciling the distinct but co-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humanitarianism and global health is fundamental to effective delivery of global health security.     

中国废止死刑的条件尚不成熟——基于人道视角分析

从人道并非刑罚的价值要素这一命题,可以得出基于人道废止死刑是有条件的结论。只有当死刑能够激发宽容的情感、社会已经形成稳定的宽容氛围、废止死刑所带来的风险后果能够被社会容认时,死刑才可能因崇尚人道理念而被正当地废止。当前,中国的暴力犯罪率还居高不下,死刑难以激发宽容的情感,社会没有形成稳定的宽容氛围,公众不能接受废止死刑所带来的风险后果,可见,中国基于人道废止死刑的条件尚不成熟。死刑废止运动的倒退与反复现象启示,不成熟地废止死刑必将导致死刑的恢复运动。因此．中国目前不宜废止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