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梁丽案”的启示:物的归属状态论

物的归属状态是认定侵犯财产罪成立的前提,依据物与所有人或占有人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物的归属状态划分为五种形态.物的归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侵犯财产罪类型的不同与刑罚的轻重,在认识了物的归属状态的分别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对侵占罪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构.     

民用无人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规制

作为人工智能产品的重要代表,民用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生活便捷性的同时,给公民隐私安全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对此,有必要结合民用无人机的运行特点,总结归纳民用无人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特征,即侵权主体的双重性、侵权手段的隐蔽性和侵权方式的短时性。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我国民用无人机隐私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规对无人机等相关名词规范的定义,以及驾驶人员审核登记、实名制登记管理、无人机适航管理、空中交通管理、无人机飞行空域、市场准入等问题已有规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漏洞,尤其是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性规定的缺失。具体问题主要包括法律位阶较低,顶层设计不足,现阶段国家层面的法律可对无人机进行规制的仅有《民用航空法》一部,但该部法律中并没有能够直接适用于无人机的条文;部门推诿严重,监管体系不明,法律虽明确规定无人机飞行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国务院和国家空管委,但双方的职能界定与权责划分依旧模糊;针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无人机管控和无人机空域管理的法律真空明显,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等。在合理吸收域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第一,提高法律位阶,完善无人机专门性立法,强化隐私权保护力度。第二,厘清无人机在研制、销售、使用、维修和回收报废等全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权责体系,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实现对无人机的常态化管理。第三,填补法律真空,包括完善无人机高位阶立法,确立隐私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明确无人机可飞行空域,利用技术手段防止非法入侵;将无人机侵权问题与《民法典》《刑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精神相结合,明确民用无人机侵权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以及民事、行政、刑事等责任,构建系统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的应然转向——以规制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为重点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仅限于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代表的转移行为,没有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刑事规制出现漏洞,体现了将个人信息自主片面地理解为转移自主、忽视使用自主的法益认识缺陷,进而仅以防范非法转移个人信息为入罪逻辑,使得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不周延。当前个人信息已然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现象愈演愈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逐渐形成"提供者—中间商—非法使用"的完整黑色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变现牟利是诱发个人信息泛在泄露以及违法交易激增的根源,刑法单纯打击制裁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只能是治标之策,导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效果欠佳。随着进入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根植于个人信息的人身性、财产性、公共性等复合法益属性的使用价值日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使用自主相较于个人信息转移自主更具核心法益地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点理应从转移环节转向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下游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大损害或威胁,与处于上游的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相比,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表现为法益侵害的根源性、直接性和精准性。因此,刑事立法应以需求端为导向,有必要在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前提下合理确定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要件与出罪事由,即以未征得信息主体同意且情节严重为危害行为,以非经匿名化处理的个人信息为行为对象,以符合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为违法阻却事由,既从源头上规范个人信息使用行为,又限定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刑事入罪的边界,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促进个人信息有序自由流动、合理有效利用,平衡信息主体的使用自主利益与信息处理者的正当使用利益,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之研究

人工智能产品相较于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在于其自主性，一方面体现在人工智能产品运作方式更具复杂性，它们能够自主决策与自主行为，处于"感知-分析-行动"模式，其运行过程为"黑箱"操作，难以为人类所探究；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侵权的致害主体更具多元性，除了作为传统产品侵权主体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外，还包括研发者，甚至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基于此，当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存在困境。一是现有判断标准在人工智能产品视域下缺乏适应性，由于《产品质量法》中"不合理标准"的抽象性、复杂性与《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中"技术标准"的应急性、不确定性，现有标准的使用难以解决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问题；二是我国现有立法未将产品缺陷进行类型化认定，而仅对产品进行笼统的缺陷判断，在人工智能这一多元责任主体与多样未知风险的领域，该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模式在适用时更为捉襟见肘。为将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实践规范化，在产品责任框架下应将缺陷划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及跟踪观察缺陷，这不仅有利于契合人工智能产品的归责原则，也与产品侵权责任各要素相对应。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应与有关主体应履行的义务相结合。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产品设计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其应当履行安全保障、性能平衡、全面测试等义务，该缺陷采用"风险-效用"的司法认定规则。制造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其应当履行配合设计预期效果与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制造的义务，该缺陷采用"对预期设计偏离"的司法认定标准。警示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销售者，警示义务应当达到警示内容的充分性、警示时间的更迭性与警示语言的简明醒目性等要求，该缺陷采用"合理充分"的司法认定标准。跟踪观察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制造者与销售者，跟踪观察不仅要求畅通产品的反馈渠道，也要积极定期对产品进行监察，更要及时对问题产品作出反应，该缺陷采用"个案认定，综合判断"的司法认定原则。     

“海外中国”走出去战略模式研究——以江苏为例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新平台。以江苏为切入点，探析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现状与战略模式。在梳理江苏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国别、行业、方式、投资主体、支持性措施等方面的基础上，认为江苏企业国际化程度尚低，通过考察江苏企业国际化的５ 种模式，提出江苏企业国际化“海外江苏”新模式。     

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明责任研究

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界定，区分提供信息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后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和替代责任；进一步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责任、间接侵权责任、替代责任的责任认定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此来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础。由此认为:第一，直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四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就“合法来源”承担证明责任。第二，间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四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过错”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第三，替代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和因果关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证明责任。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合理使用规则的两个判断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网购专利产品侵权诉讼地域管辖排除收货地规则研究——以格力与奥克斯等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为例

网购新业态的层出不穷为专利侵权纠纷带来新的挑战，由于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互联网专利侵权案件难以确定地域管辖。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针对网络购物收货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立场。最高人民法院在格力与奥克斯等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确立了网购专利产品侵权诉讼地域管辖排除收货地的裁判规则，为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指引规则。通过对185份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的分析发现，法院肯定或否定网络购物收货地法院管辖权的裁判逻辑都围绕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地的认定等要素展开。应当明确的是，互联网专利侵权管辖规范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管辖的确定性，同时要兼顾专利权的地域性。在司法审判中，首先应明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0条和第25条都不是网购专利产品收货地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依据。其次，网购收货的环节是专利产品脱离销售方实际控制行为的独立过程，因而网购收货地不能被解释为专利侵权行为实施地，亦不是侵犯专利权直接产生的结果地。该规则存在例外情形，在某些情形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内化于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可以把网购收货地作为专利侵权管辖特别冲突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法律规定中，网络著作权侵权地域管...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共赢"目标之障碍，作为源流之诱因反而要求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不仅定位于救济信息主体遭受损害的权利和筑牢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还在于制约公权力可能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对信息业者利用个人信息予以明确规范并提供"负面调整"的方向警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理据也因此不仅限于人权保护理论，还应从经济分析理论、危险控制理论、营业收益风险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多维视角进行深度审视，籍以考索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