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与公民参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政治学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扩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政党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通过政党参与政治是公民参政的重要形式 ,它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 :政党沟通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政党充当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过滤层”,把公民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党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 ,发挥政党的参政功能 ,是扩大政治参与和保持政治稳定的最佳选择     

试论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特色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特色是:在注重道德教育的同时,强调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在发挥政治伦理功能方面上,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标准上,突出强调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强调干部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探讨

政府诚信是政府为政之本。政府诚信受观念、环境、制度、体制等诸多因素制约。从制度层面揭示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需求、制度缺陷,会为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提供对策与思路。     

沈家本刑事法律思想

20世纪初期，清政府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政治统治，不得不进行变法。沈家本受命修律后，本着“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宗旨进行了一系列修订法律的活动。在对刑律的修订中体现了沈家本废除肉刑、削减死刑、禁止刑讯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罪刑法定、故意、过失等刑法理论的开阔胸襟。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入手，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传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该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首先介绍制度和制度变迁这两个概念;然后阐述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内容;最后谈该理论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交易延迟与机构投资者交易策略研究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出清具有一定规模的证券时,其提交指令的行为将对证券价格造成冲击形成交易成本,之后指令执行延迟也造成交易成本。文章以既定风险厌恶的机构投资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交易延迟下的最优指令提交策略。经研究表明:交易延迟下最优指令提交策略受风险态度、证券收益、证券价格的波动性、市场的流动性与深度以及瞬时冲击程度等参数影响,不同市场的情况要求机构投资者调整策略,改变指令提交过程。     

经济转轨期农村经营模式:路径、绩效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土地难以流转、经营规模太小、市场联系面窄、抵抗风险能力弱、农业资本投资不足、土地使用效率低等。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创新经营模式,下一步应该把突破口放在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上,建立农村家庭、涉农企业、集体和政府利益协同的产业链,把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以企业为龙头,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