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粤港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视角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深刻影响 ,广东和香港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 ,需要协同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本文借鉴日本和中国台湾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经验 ,通过分析政府介入的理论依据和政府介入的边界 ,认为粤港高新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介入 ,进行制度创新。最后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 ,分析广东和香港的现实情况 ,提出两地制度安排的原则和粗略的框架。     

公司解散与清算的法理基础和制度价值

在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实践中,我国公司法的缺陷导致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或有限责任原则,导致很多人误认为公司人格消灭于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时,致使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非常普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不仅要从公司解散与清算的具体制度层面着眼,更要从价值哲学的层面对其法理基础与制度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只有在充分了解该法律制度的设立目的与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范式的重构

范式理论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科建构首先应明确学科性质、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等若干问题,其次还要科学地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学科逻辑取向与问题取向、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等系列关系。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及所存在不足来看,当前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构可能的范式选择应重点考虑政策分析和院校研究范式。     

财政压力下的日本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财政问题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影响。战后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形成的"强政府干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日本的"强政府干预"模式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稳定且复杂的系统,而政府主导的改革又无异于"自我革命",因而制度变迁是困难的。本文通过对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的动因——效果(即"政府、企业、个人"关系变化)的考察,认为财政危机是构成日本制度变迁的"硬约束",财政压力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官主导"模式演化的直接起因。     

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贫富差距扩大引发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违法犯罪活动增加,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从制度性因素看,社会转型期分配制度的弊端和缺失、非法非正常收入增加,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缓解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规范市场规则,强化监督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大国民主的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阐释

面对一个民主传统薄弱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跨越多重障碍,化解多重困境。60多年来,新中国在民主的价值理念、制度建设、实现形式和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均取得了斐然的历史性成就,初步形成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式民主模式。大国民主建设的中国经验集中体现为:执政党和国家一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安全的民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最小,并且能够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和基本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民主制度建设来化解各种社会治理危机。通过优化政府治理来实现中国政治的有效性,在发展渐进民主中增进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寻求治理与民主的有效均衡是中国经验的核心要素。而继续坚持增量推进、稳妥发展民主政治的既定方针,在重点领域取得质的突破,激活中国式民主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实现民主诸领域的均衡与健康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下一阶段的重大使命。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关于发展、完善上海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议

当前上海住房租赁市场在租金、房源、规范监控、合同纠纷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与发达国家住房租赁市场比较,上海在住房租赁市场的制度建设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住房租赁市场长期处于缺乏基本数据、基本无法监控的状态。究其根源,我国在住房市场的培育、发展和管理上存有重买卖轻租赁的倾向。应重新认识和重视住房租赁市场对于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积极创新租赁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多渠道开辟租赁住房投资的融资通道,加紧住房租赁市场的制度建设。     

21世纪初中国行政改革的十大关系及政策选择

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有必要适时启动国家行政体制创新工程。为此，有必要首先厘清和解析制约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重要变量及其十大关系，进而形成关于21世纪初期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系统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思想。这十大关系是行政改革理论规范与行政改革政策阐释的关系、行政改革基本价值标准与行政改革政策选择的关系、行政典范革命与转变行政观念的关系……     

The interpreter as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 The social-linguistic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Spanish-English medical discourse

Increases in immigration have led to an enormous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cross-linguistic medical encounters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article the role of hospital-based interpreters in cross-linguistic, internal medicine ‘medical interviews’ is examined. The interpreter's actions are analyzed against th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within which she is working, and also with an eye to the institutional goals that frame the patient-physician discourse. Interpreters are found not to be acting as ‘neutral’ machines of semantic conversion, but are rather shown to b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Since this process hinges on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and medical relevance of pati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ourse, the interpreter can be seen as an additional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 for the recent immigrants for whom she is interpreting. Cross-linguistic medical interviews may also be viewed as a form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is light, the larger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interpreters' actions are explored. ‘Interpreters are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a medical conversation.’ Head of Interpreting Services at a major private U.S. hospital, May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