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PA数据安全规则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和CPTPP/USMCA/RCEP的比对

构建数据安全规则是推进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关切,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后,需要在RTAs框架下,基于数据安全视角对DEPA 进行规则解析。采用自然语言识别法梳理DEPA数据安全规则体系,针对数据安全核心议题——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个人信息保护等,结合“特定规则”和“一般性规则”分析,通过文本比较评析DEPA和CPTTP、USMCA、RCEP等既有协定在这些议题上的覆盖范围、承诺深度的趋同和分歧。研究认为,DEPA针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所构建的规则,在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留自主监管空间两方面都处于中游水平; DEPA的个人信息保护覆盖范围比较广泛,特别强调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的使用。中国申请加入DEPA能够推动中国和DEPA在数据流动等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和磋商,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层面规则构建的进程、完善国内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制,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乃至其他RTAs协议的谈判都有积极作用,能够提高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

“政策-对策”“生产-生态”是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两对基本关系。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要求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政策”与“对策”相匹配、“生产”与“生态”相统一。依据这两对基本关系,通过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探究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四种实践类型,并借此阐述了环境治理的动态演变过程。这一模型表明:从历时态看,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进路总体上呈现出了从“生产-生产”类型到“生态-生态”类型的趋势,但具体到个别区域,其乡村环境治理仍然存在向下跌落的可能性。基于该解释模型,以东北A市的乡村环境治理为案例分析发现:政策端区域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内生困境以及对策端资金资源、建设资源与人事资源的约束促使A市不得不在“生产”与“生态”的双重目标中择一而行,致使其乡村环境治理回落到“生产-生产”类型。这种“生产导向”体现了村民与政府之间“无意识的合意”,成为当前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障碍,而走出困境的着力点就在于如何理性地引导这种偏向生产侧的“无意识的合意”转为偏向生态侧的“有意识的合意”,从而形成“生态利益自觉”,实现乡村环境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