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碑辨读

相传禹王碑是夏禹治水成功后亲自撰写刻立在南岳衡山的。禹王碑上镌刻难以辨识的 77个字符 ,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探究。禹王碑被辗转摹刻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禹王碑的现世和流传是我国水文化史上一桩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禹王碑表述的华夏先民与自然抗争的精神是永恒的     

石头崇拜与中华玉文化的形成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在打造石器的过程中发现了玉，玉石分途，玉便进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玉的文化功能表现在祭祀、政治、风俗、礼仪等多个方面，具有祭器、权器、礼器和玩器多种文化内涵。中华玉文化的形成，有着原始石头崇拜的深厚背景。     

清代翡翠玉文化形成探释

在长达8千多年的中国玉文化史中,和田玉(软玉)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清代中晚期开始,翡翠(硬玉)以后起之秀的姿态逐渐分享了和田玉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国近代玉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文章讨论了导致翡翠玉文化在我国清代中晚期形成的主要原因,认为满族民俗的影响,皇室权力结构改变及宫廷文化的推动;西方文化传入导致的价值观念转变;清代商业经济发展等要素是导致翡翠玉文化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与和田玉文化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翡翠玉文化的崛起和市场上翡翠玉石的供应之间在时间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翡翠玉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市场需求而不是供应驱动的。清代开始的翡翠玉文化的核心是“商玉”文化,它和之前和田玉的“礼玉”文化有明显的差异。     

谈碑刻的文献性质分类法

碑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形式,靠其保真性和持久性等一系列特点,占据着其他形式的文献所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要想使碑刻文献的学术价值得到科学的发掘和利用,首先必须解决好碑刻的分类问题。碑刻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果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碑刻文献,就必须以碑刻的文献性质为分类的主要依据。按照碑刻的文献性质分类法,可以将碑刻分为志墓碑等7种类型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钙片中钙含量的测定实验的改进

对钙片中钙含量的测定实验进行探讨,改进了实验的操作方法,大大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可在实验教学中推广使用.     

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功能探析--上古巫、史之职的物解

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箍是巫、史等神职人员司职的神器,它的出土对于研究北方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玉箍作为祭祀神器是斜口陶器和无底筒形器的综合与升华,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祭祀观念.巫、史等也借助它来绝地通天并以此来维系氏族或部落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它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值得人们深思.     

雕版印刷的起源

七千年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在战国时期传入中国,压盖印章的封泥则在造纸术发明五百余年后转变为纸张。石碑起于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彰显孝廉之风使得刻写墓志铭的石碑盛于东汉。以后为了书同文和一统今古经文之争,东汉皇帝利用石碑刻写经文。唐代佛经的传入,动辄就要捺印成千上万次佛像的宗教习俗,促进了印章与石刻拓片技术的应用,终演变成印刷术。冯道的贡献在于儒家经文的勘定和考生读本的普及,而非雕版印刷的发明。     

论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与良渚玉琮的原初共性

从分子遗传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域关系诸角度分析,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有相同渊源,均属东部地区同一文化大类,因此,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应是良渚文化玉琮的前身。其衍生功能繁多,但原初功能相同,主要用于殓罩男性生殖器,以期求祖根不腐、瓜瓞绵延,这是史前生殖崇拜的常态。     

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

唐禄赞萨逻墓志墓主人的姓氏、籍贯、亲属,以及投唐的时间等信息,皆与禄东赞家族的信息相吻合,但此人与史书记载的其家族圣历二年投唐事件无涉。考察墓志可知,吐蕃论氏家族的投唐事件至迟在武周垂拱初年就已有发生,而史书缺载。另据此墓志,《元和姓纂》尚遗漏早年投唐的论氏家族成员论钦陵子禄赞萨逻,而且早在垂拱初年已经投唐的禄赞萨逻就以禄为姓。另外,由禄赞萨逻投唐事件,我们还可以窥见吐蕃上层昔日斗争的更早的一些内幕。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的这番权力之争,至迟在唐武后垂拱元年就已经明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