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透明制度检视

司法透明制度反映了国家司法对社会公众的透明程度,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和司法活动监控的程度。通过对我国司法透明的制度规范、制度实践和制度理念及其相互之间的检讨,揭示出我国司法透明制度的四个特点:(1)司法透明的环节仅限于审判公开,其他环节尚未公开;(2)司法透明的内容仅限于判决书的有限公开,其他文书尚未公开;(3)司法透明的方式基本上是被动式的审判公开,而主动的公开不常见;(4)司法透明的目的是为了“救火”,为了平息矛盾,而不是为了公正裁判本身。     

中国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问题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论先刑后民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机制上主要依据先刑后民原则,该原则是否应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来适用,其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界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主要阐述的问题.     

我国强制措施适用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强制措施制度由于在程序设计上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其在适用的过程中显现出权力制约乏力、权利保障不足等诸多方面的弊端。合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进而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合理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视野中的法治局面的必然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在个案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 ,尤其是从事个案社会工作的工作者 ,他所服务的对象是形形色色具有各种性格、不同特征的个人。因此 ,了解特定案主的特殊性格、行为偏好、思维方式等以区别与其他个体的特征 ,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特征就是所谓人格。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个案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是个案社会工作的指导方法。     

激进与保守的和谐--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庸之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并不一定都是十分健全的,即使原来制定的时候是健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司法制度落后于现实需要,也就会出现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司法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须进行的,但改革的关键是要依法进行.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坚持激进与保守的协调第一,要坚定司法改革的信心;第二,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必须遵循法治的轨道;第三,要开展广泛、深入、无拘无束的司法改革讨论.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仍将与生态环境产生广泛交互,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普遍。为巩固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普法计划与生态环境犯罪预防治理计划,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典型的生态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鼓励通过发展替代型产业等方式,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切实使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益保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减少到较低水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切实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源于司法公正 ,目的是保证司法人员中立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诉讼上的角色冲突以及先入为主。我国历史上有诸多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并有可借鉴之处。我国目前的回避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 ,应当完善立法、更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