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的学理探析

对法院的公共政策功能进行概述,从学理层面就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的原因展开论述,重点探讨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与法院公共政策功能的关系,并分析了法院公共政策功能在现代社会图景下的必要性,进而得出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对于法治社会的意义。     

SPECIAL ISSUE： ONLINE LITERATURE IN CHINA：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line Writing in the Course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of Ten Outstanding Online Novels of the Past Decade

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层面上的价值认同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的写作群体、写作方式不断涌现，使固有的理论批评体系遭到撞击、被撕裂，从而导致理论批评不时出现失语现象。随着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非主流文学在阅读与消费环节中的影响日益增强，这就使得上述问题转化成了新的矛盾——互相不能包容的阅读隔膜。十多年来，网络上产生了海量的小说文本，逐渐形成了二十多种类型；本文兼顾时间跨度和创作类型，遴选了十年中不同类型的十部佳作，并针对它们区别于纸质媒体的艺术审美和创作特点进行了述评。     

论批评性话语分析

本文探索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并论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最后论文阐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前景和研究意义,作者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语言学界日益成为一个学术焦点,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能使公众认清话语中隐藏的权力、意识形态的真实面貌,同时在揭露权力话语对公众的欺诈性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公众对大众语篇的敏感性,培养公众的话语批判意识。     

权威重构:司法公开机制的新视角

从新意识形态研究范式论证司法公开正当性成为人们的惯常路径,其最大问题是忽视司法公开及其保障机制背后的非法律因素、资源配置或司法体制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司法公开成为一种司法技艺.通过赋予程序选择权、参与权,司法公开机制勾连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力量互动,最终激活了司法机关权威的“重生”.     

接受美学视域下《李尔王》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研究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地位与作用的美学理论,在解读与赏析文本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更深层面地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从作品情节、人物命运、叙事语言、叙事风格、意象、宗教色彩等方面力求突破文本限制与障碍,以期让独具魅力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机。     

社会修辞学视域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

社会修辞学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主流理论形态,该理论研究的基本命题是修辞参与社会构建,人们通过话语修辞活动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并进行社会实践与合作。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中有关话语的对话性、语境论以及话语意识形态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修辞学思想,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上给西方传统修辞学带来了理论给养,推动了当代西方社会修辞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基于此,从话语构建与阐释维度探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所蕴含的社会修辞观,进而明晰社会修辞学的理论本质与内涵。     

耕地红线的话语之争--可持续发展背后的争论及其思考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接纳的发展模式,但在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对于如何调整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关系、如何权衡不同目标的看法却强烈地受到认知框架和价值立场的影响,进而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背后尖锐对立的政策争论。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耕地红线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政策话语的视角,对耕地红线“存”“废”两派的观点进行分析,讨论了政策争论背后关于证据、故事诠释和认知图景上的分歧,进而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宗旨背后,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来自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人类认知复杂性的挑战,而打破话语霸权、促进不同话语之间平等、理性的审议协商是弥合分歧、构建共识的重要途径。     

政策过程中的群众路线研究

群众路线将党的组织与政策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立在党群、干部动态互动关系之中,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政策话语逻辑。在阶级斗争话语占主导的时期,群众运动作为一种主要的治国形式,在塑造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除了官僚体系网络,还存在基于复杂的干群互动、政治协商、群众参与所形成的动员协商网络。干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群众路线的约束主要体现在结合执行工作自身特点形成有效的群众工作机制、立场与作风。     

法院执行效果的真实改善和非真实改善——影响判决执行效果的两种机制

本文希望解释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法院近十年来的“执行难”。对某法院大约5000个审判和执行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造成法院“执行难”的原因既包括法院内部的执行不力,也包括法院外部因素,比如国有资产管理对当事人选择司法执行程序的刚性约束。被研究法院执行效果的相对改善,既反映了近年来司法改革和法院努力的成果,同时也包含了法院外部因素变化使“质量”更好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从而带来的执行效果“改善”。法院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的作用对象和机制完全不同,外部因素带来的执行效果的改善是不真实的改善：虽然某些执行效果的司法统计指标变得更好看了,但实际执行效果并未真正提高。与之相反。司法改革带来的执行效果的改善是真实的改善：它不是司法统计指标的简单变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执行结果的改善。     

话语伦理学的一次文学实践——以胡风事件为例

胡风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回想起来仍令人震惊不已。与过去相比,今日的文学环境显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前些日子的韩（寒）白（烨）之争仍让笔者心存不安,中国人的非理性由来已久,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先进文化的理念不断涌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的理论便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