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路径选择

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处的耕地保护红线、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场化配置的三种策略：城乡土地流动、耕地资源异地占补平衡和 “飞地工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土地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径：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PPP模式,发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思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环境建设中的四个功能：科学规划、搭建市场交易平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和风险评估管控。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农地抵押融资意愿与最优土地规模

运用2014年陕西、宁夏两省249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以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土地规模。研究发现：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呈倒U型影响,高陵、平罗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的最优土地规模分别为12.67亩、56.50亩,分别是当地户均农地规模的2.68倍、3.00倍,农业主导产业差异导致最优土地规模有所不同。总体看来,样本农户的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往返金融机构的便利程度、金融机构数量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分区域来看,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区别。     

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