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主体类型划分标准

科学、合理的商主体类型划分标准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商法学科体系和商法立法体系的基础。可是,我国商法学理论对商主体类型的划分标准不仅观念落后、混乱,更与我国立法和经济管理活动实践采用的商主体类型划分标准严重脱节。通过分析,对我国商主体类型划分标准提出建议。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个基本的哲学问题

从生动形象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入手,借助高更的一幅哲理性巨幅油画标题提出了三个让无数人绞尽脑汁的基本哲学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并试图从医学、解剖学、史学和哲学等角度给予回答。通过寻找答案,笔者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萨特的话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是博大、深邃而完备的哲学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对三个基本哲学问题作出了科学全面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清代以来内地商人陆续入疆行商,陕西商帮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了陕、甘、青、宁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混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形成。     

对胡雪岩商业败落的重新审视

胡雪岩作为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其在商业上的成功之巨和失败之速曾引起后人的诸多思考。重新审视胡雪岩商业败落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生丝投机生意的失败,如同一根导火索引发了胡雪岩整个“商业帝国”的危机;其次,因无力应对1883年金融风潮中银根短缺的困境,从而成为这次金融风潮的牺牲品;再次,胡雪岩在思维、经营和生活方式上拘于旧式,致被时代淘汰出局;最后,胡雪岩通过对政府的“投资”获得政府短暂的支持与保护,但由于整个体制的限制,他始终无法建立起一种健康和谐的官商关系。     

新升本科院校如何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

新升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一开始就面临着高等院校激烈的竞争、人们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招生和就业压力的增加、办学条件和办学经费的相对不足等等挑战,因此必须采取及时的策略应对形势的发展.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商人阶层的出现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随着城市的复兴 ,商人阶层树立了与当时社会相对的价值观。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自给自足 ,商人却以钱财为本 ;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等级观念 ,商人在追求钱财和从事经营的道路上 ,最看重的却是自由 ;庄园制所崇尚的是各自封闭 ,而商人阶层经营却以交往和联系为特征。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 ,商人所崇尚的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也随之发展起来 ,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因此 ,商人阶层的形成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商人组织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广西为释例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以来广西城镇以同乡会和商会为主体商人组织的发展数量、规模及其对城镇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以透视其在广西近代城镇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以皇帝南巡为契机，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对昆曲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七大内班”班主的真实面目是昆曲史上一个久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对其中部分班主真实姓名进行了考证，并指出扬州盐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乾隆“商人奢用亦养”的经济主张、雍正和乾隆持续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以及盐商从经营策略上的考虑，是扬州盐商介入昆曲发展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