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游记对传统游记的误读

中国游记大致有“再现型”、“主体型”、“文化型”三种形式。柳宗元、朱自清的“再现型”山水游记在中国游记史上影响深巨,后世读者在品读其美文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他们倾注于其中的时代的个性和情感,并由此造成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对于中国游记的误读。     

谭嗣同《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思维

古代臣民政治文化如何向近代公民的政治文化转型 ,是中国近代政治思维的难点。谭嗣同的《仁学》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 ,建构“废君主 ,倡民主 ,变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公民政治文化 ,故而他在融通中与西、古代与近代的政治文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双重“误读”。但这种“误读”有历史的合理性 ,它成为连接两种类型政治文化的通道     

苦难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底层想像

苦难叙事是底层想像的一个基本特质,这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与社会责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底层＂的误读,因为这种苦难叙事与现实中的底层生活形成一种＂想像＂与＂经验＂的背离。此种＂背离＂源于知识分子过于庞大的人道情怀、固执的城乡对立观及对社会新阶层的成见。     

误读与归化:美国主流文学和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作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主观意义上的自我解读,兼具自我性和真实性。美国主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非是借此传达对本国或赞美或不满的声音,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成分。美国华裔文学要发挥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功能,既有效消弭西方主流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误读,又能从数代海外华人奋斗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不断锻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     

传播学视阈中的误读机制分析

当前学术界内外对布鲁姆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的观点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尖锐对立的评价。其实运用S·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分析符号外延与内涵结构特点以及内涵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联系,从符号传播的动态角度把握误读产生的原理和机制,并根据霍尔关于符号的意义是编码者和译码者共同建构的这一主导思想,可以说明布鲁姆观点的可论证性。但要准确表述布鲁姆的观点,传统上针对文本而提出的误读、正读等术语的内容则需要作重大修改甚至彻底摒弃,因为所谓的文本意义没有客观性。     

文化前结构与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是指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写.从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英译本<中国传奇>出发,作者分析了翻译的创造性误读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创造性误读并非是对原作和文化的亵渎,而是文学生产和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同根相煎急--试析贾尔斯对卡尔斯罗普《孙子》译本的误读

复译将竞争机制引入同一部书的翻译,同一名著的不同译者之间存在着争夺读者、争夺市场及争夺翻译史地位的竞争.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结构邀约着众多译者解读,其中英文译者即多达数十位,译者间的竞争极为激烈.卡尔斯罗普是最早将《孙子兵法》译入英语世界的译者,紧随其后的的贾尔斯对其译本百般挑剔,提出了“近乎无礼的”批评.这种批评本质上是后世译者对前驱译本的误读,其目的在于扭转竞争中的迟到劣势,廓清自己的阐释空间.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荒诞戏剧

由仿效吸纳西方荒诞戏剧而产生的中国荒诞戏剧从一开始就烙上了误读的印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移位:哲学立意上的移位、美学判断上的移位和审美形态上的移位。误读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误读所产生的后果也不尽然是消极的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 ——兼论《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之钱锺书部分

现代诗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大抵有个案研究史料、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三重身份";有关现代诗词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芽、自觉、发展等三个时期;研究者一为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二为诗词刊物、团体的组织和参与者,三为新兴的传统诗词爱好者;研究成果颇丰,富于学术含量的也不少,如刘士林的《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文本误读";现代诗词的研究如要有长足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史料基础、完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描写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中国经典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以他英译《楚辞》为例,从描写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直译法基本再现了原诗的美学形式和功能,但也有对原诗的文化误读和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