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挽歌”:难以抗拒的生存绝境——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代表性主述模式考量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以动物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叙事基点进而揭示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举步维艰的生存绝境,从而表达一种强烈的末世"挽歌"情结,这几乎可以看做是最为常见也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一类主述模式表达。文章正是立足于从具体的叙事语法、艺术规范、主述框架等艺术形式层面的考察,以及根基于伦理指向、情感范畴与价值旨归等思想内容层面的深入探讨,以求从更为全面与科学化的意义上去审视这一特殊的"挽歌"类叙事类型。     

《左传》叙事的文学笔法

叙事艺术是《左传》的主要文学表现,其成就大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伏笔艺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采用伏笔法,使故事情节前后照应,保持完整;二是微言大义,左氏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寓于客观叙述之中,寄意于言外,寓理于事中;三是跳脱艺术,故事情节大幅跳跃,大胆而巧妙地省略,使故事情节的叙述实中有虚,空灵有味。     

试论历史纪录片中影像修辞的意义

在历史纪录片中,影像修辞已经成为了重要议题.它在增强历史叙述的说服力,促进其成为可理解的东西,增进叙述主体与读者或者观众之间的沟通,帮助后者形成历史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戏曲中国”与晚清的“粉墨英雄”想象

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路遥小说的读者认同元素探析

在文学逐渐为读者疏离的今天,路遥的小说依然深受读者喜爱,这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中国当代读者认同机制中最普遍、最恒定的元素：“硬汉”的励志传奇、道德视角的“底层叙事”、纯洁爱情的理想化书写。路遥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是因为它们总能在纯净而又温暖的氛围中给读者以勇气、温暖和希望。     

个人话语对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

姜文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个性印记＂,他用＂姜文化的电影语言＂演绎着自己对历史的记忆,以全新、颠覆性的视角来重新讲述历史。姜文的三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以极具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构筑起独特的个人话语空间,消解着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直指那段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动荡、荒谬、压抑的历史。     

语言·故事·解释——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学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特质决定历史叙事必然具有修辞色彩。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蕴涵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这个过程无法绝对摆脱史家个人的主观好恶和情感偏好,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诗性构筑。      

表演和现实——简析2011年“春晚”与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闭幕式

文章以“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与“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闭幕式”为个案,结合文学人类学对“表述问题”的讨论,在具体阐释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国家作为“春晚”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主导演是如何在现实基础上构建表演,并通过媒介的宣传与鼓动来强化国人对表演之现实的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