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叙事——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历史叙事实则体现了写作主体的精神动态,通过历史叙事呈现,我们可以洞察主体意识形态走向。鉴于台湾文学史的特性以及两岸相隔的现实,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更突出了距离对视中包含的种种政治文化想象,通过考察历史叙事提供的言说疆域版图,一方面可以探掘这一想象空间的多面维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学科的发展建设。本文选择刘登翰、杨匡汉、黎湘萍以及朱立立等所撰写的几本台湾文学史著作为样本,试析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位移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变动。     

日常生活的诗学建构与价值确认——论20世纪90年代市民小说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20世纪90年代的市民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本真书写和审美再现建构起日常生活的叙事诗学,同时,在民间立场上确立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1.日常生活是生命个体此岸生存的意义支撑点;2.日常生活是永恒的。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狂欢化”理论与电影叙事

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开辟了狂欢节仪式与文学艺术体裁的形成与发展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狂欢仪式本身对于民众富于影响的特征,以及通过这种仪式引发有关世界思考方式的变化,对电影叙事发展的研究极具启发价值。电影在诞生之初就具有狂欢节变体的特点,“庄谐”同一又是其发展至今的一个基本特征。     

论岭南小说《俗话倾谈》之文体形态

文章以岭南晚清民间小说作家邵彬儒在其说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通俗短篇小说集《俗话倾谈》为研究对象,从体制、叙事和语言三个方面探讨该书的文体形态,认为《俗话倾谈》虽为通俗短篇小说,却具有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晚清时期通俗短篇小说文体积极吸收文言小说文体的因子以求新变的努力。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叙事的创造与受众的接受——论中国都市电影的叙事特质

从叙事的创造与受众的接受这个角度分析中国都市电影的叙事特质 ,中国都市平民电影时刻关注社会现实 ,与观众的审美心态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同步状态 ,采取的是面对观众的叙事策略 ,即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 ,迎合和满足观众的情感期待及心理欲望。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相抗衡的力量正缘于此     

生存困境的两种叙写——刘恒与池莉作品比较研究

刘恒、池莉的作品虽然都以凝重写实的风格,表现了人的生存艰难和生命卑微,但他们在叙述悲剧之源、叙事美学、作品的潜性主题等方面是不一样的。较之刘恒作品,池莉作品还包涵了执着的理想,而读者评论者往往忽略池莉作品中的潜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