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乃德的史学观

常氏主张以哲学的眼光驾驭材料,区别历史和史学概念差异,用科学的方法、哲学的眼光和艺术的手腕撰写历史,把历史、哲学和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常乃德史学理论论述已多,但从他史学观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再探讨,可以加深对其史学理论的认识。     

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姚名达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作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小史》等10余种。姚名达学行事迹中如曾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得失、创办女子书店之宗旨、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等,是学者较少评述的几个问题。     

论民国时期大学的气质和魅力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反观清末、民国及新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大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着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回顾与对比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大学的独特气质和魅力,了解和分析这些气质和魅力将对我们破解今天高等教育的难题大有裨益。民国大学的气质和魅力表现在有一批成就斐然的高水平大学,有一批极具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教育家,有潜心学术灿若星海的学术大师,当然还有学人群体浓烈的爱国情怀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爱国壮举。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近二十年的文学史学理论探讨回顾

文章从四个方面总结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学的理论探讨取得的丰硕成果：1.文学史观;2.文学史研究方法;3.文学史编写问题;4.文学史学建构。回顾这一阶段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的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将有助于我们在文学史研究和编写中更好地把握文学史观,更加有效地运用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明晰文学史学构建的思路。     

论民族史学的演变

作为区域史学重要分支的民族史学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民族史学的萌芽时期、以民族主义史学为特征的民族史学产生并在欧洲传播确立时期、民族史学全球传播并成为世界史学发展主流时期。民族史学发展每个时期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地位都有所不同。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发展是相始终的。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于1948年,现代口述史则应产生更早。现代口述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论两大层面。工具层面体现在录音机的使用,起点始于1877年录音机之前身——留声机的发明。理论层面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及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追溯至狄尔泰“生命哲学”。考察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可为探寻现代口述史之始提供线索:民国时期已有条件使用录音机采集口述史,有的口述史也体现出理论上的“现代性”。     

加洛林时代历史文献的政治倾向性

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史学运行机制,以及在对中西古代史学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时,往往认为中世纪的西方史学与世俗统治权力之间并无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加洛林史学的实际状况。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加洛林王／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支持和影响以及加洛林君主对于教会的牢牢控制,使得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历史作品都沾染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政治偏见。加洛林王朝鼎盛时期的许多历史作品都存在着一种敌视前朝、拥护当今的政治倾向,而加洛林帝国内战时期的一些史学作品则由于作者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而政治立场迥然相异,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