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因素与农民的市民化--关于农民市民化的调研

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然而在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中,他们除了受到外在的体制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同样地受到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体性因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努力清除这些主体性障碍因素,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     

“三农“问题内在成因辨析

农业问题的内在成因在于农业自身弱质性、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缺乏市场竞争力;农村问题的内在成因在于农村的资源特征和人口分布局限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产品市场的建立和农业生产的后续发展;农民问题的内在成因在于农民存在种植的传统观念、"输血"的依赖意识和对资本、组织的不正确认识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错误转移.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环境维权

对闽西G村农民环境抗争过程的实地研究表明,农民在与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博弈中,处于社会底层。从底层的角度出发,对转型期环境抗争主体的行动策略及逻辑进行分析,展现环境维权的形成过程,发现底层表达通常采取非制度化渠道,以日常化的行动维权为主。由于底层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往往处于不利位置,难以实现预期的抗争结果,底层利益述求得不到合理解决。     

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万国鼎对近代农村土地问题的思考

万国鼎认识到人多地少与土地占有不均的现实,提出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理想设计。他将现实与理想相结合,既意识到合作经营、规模经营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也强调脚踏实地的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组建“标准自耕农场”,再到联合“标准自耕农场”建立“农场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他既顾及农民渴求土地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心理与习性,认识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之必要,又顺应未来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农业集体化方案。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问题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确保有效供给;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主要途径是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此,必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多层次产业大融合,让农民分享三次产业融合所带来的红利;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着力改善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培育现代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加快推进人的城镇化,为农业现代化腾出宝贵的空间;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别。     

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探析

我国当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使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在此过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损,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抵御风险能力急剧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公共管理制度的缺失。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意义重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土地补偿、社会保障、农民发展等现实困境。为解决难题,需要构建合理的安置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安置政策机制、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培养机制、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在具体安置过程中,要集政府、新农村建设承接企业、失地农民三方力量,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安置,变一次性安置为持续性安置,共同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     

我国土地征用及失地农民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及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无法有效执行,政府权力欠缺有效制约,容易滋生政府及官员个人的寻租行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有效地界定和保护农地产权,严格规范政府行为,遏制官员寻租。     

失地补偿安置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利益、保护土地资源的关键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土地资源流失严重。究其原因,现象上,在于不合理的失地补偿安置制度,而本质上,则在于农民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缺失。因而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并以此对补偿安置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才是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土地资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