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的自然生态意识

唐代诗人承传《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同时由于受本朝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以及唐人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官吏贬谪地方的特殊身世等因素，唐代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空前融洽的地步。唐代诗人与草木虫鱼等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诗歌世界，主要表现在十大方面，即：（一）与物谐乐；（二）以物为友；（三）颂物以美；（四）感物惠德；（五）赏物生趣；（六）悲物悯人；（七）由物悟理；（八）托物寄怀；（九）假物以讽；（十）护物有责。唐诗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是唐诗精神的有力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之审美价值。     

知性的塑形——论郑敏诗歌的意象化与结构形态

密切联系九叶派著名诗人郑敏1979~1999年的诗歌创作,对其富有知性的现代诗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其知性诗的塑形方式:首先是运用诗人的创造力,通过多种艺术途径,将多种感知、体验转化为一个个新奇的意象;其次是运用诗人的智慧,通过多种独特的结构方式,使诗人的“知性和感性”在诗的内在结构中得到和谐的统一,使诗获得神奇的内在聚合力、弹性和张力,以增强诗的质感和表现力。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从“致意性”看赠、送、和、答类诗歌的实用性——以六朝唐代诗歌为例

中国古代的赠、和、答、送类诗歌表现出来的却是浓浓的"致意性".这"致意性"由这类诗题表现的创作主体与特定接受对象的目的关系和诗歌的具体内容而构成.它作用于接受对象的行为,即通过向特定接受对象表示某种意愿而作用于特殊的接受对象,如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使特定接受对象认识到应该怎样,不能怎样,或使特定接受对象产生某种情态.因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原本不是为着"文学",而是为着沟通人际关系,往往带有浓厚的"理念"色彩,"致意性"实为它实用本质的表现.     

米沃什诗中的时间与拯救

在米沃什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展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和拯救。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曹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揭露罪行，而是探讨20世纪的历史和人性中善与恶，这就是他的诗中有着那么多的追问，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自责甚至忏悔的原因。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体用类型是指由名词引申出动词或形容词,这是汉语词义引申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过去未能揭示出这种类型,是它被概括在其它类型之中。它的提出,得到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与传统词义研究理论的启发。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流行的"词类活用"说其"本用"与"活用"的关系很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体""用"的联系上。近20多年来,围绕汉语词义演变所作的理论研究,有一些是对词的非理性意义的关注,它们与汉语词义引申的理论不处在同一个平面。     

柳词：生命诗学的另类话语——文学史潜流研究之一

批风抹月的真性情是柳永词的内在生命力。柳词选择俗文学话语为其表达方式，如“裸体语言”、线式叙事语言等，丰富、提高了文学叙事的表现力。柳永游离于传统的“情志”边缘，促成宋人诗词“志”与“情”的分工。     

《诗经》战争诗的独特文学风貌及其成因

《诗经》中战争诗不多,且大都正面描写的是朝廷军队磅礴的气势、显赫的威仪,没有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形成这种独特文学风貌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周礼的影响,周统治者敬德、保民、惠民的思想,周人威仪外显的特点以及诗歌作者文武兼备之因素。     

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诗风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