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上行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13省87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调研材料,分析政府项目驱动下农产品上行问题。实践表明,政策利好为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试错空间,“S2B2C”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农产品上行的推动作用明显。但是,多数县级政府未能认识到供应链管理之于农产品上行的作用,普遍存在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缺乏、冷链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构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注重品牌营销、优化产品供应链管理。     

农产品价格波动中的金融化因素分析——以大豆、食糖为例

基于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相关月度数据,以大豆和食糖为例,通过ARDL模型分别从长期和短期对影响国内农产品现货价格的金融化因素进行了系统测算。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因素、国内期货价格、货币供应量和国际现货价格是影响国内大豆现货价格的主要金融化因素;国内期货价格、通货膨胀因素和国际现货价格是影响国内食糖现货价格的主要金融化因素;汇率和能源价格对二者的影响均不明显。最后,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规范期货市场发展、健全农产品进口风险防控体系、关注品种间差异等方面提出了应对农产品金融化的对策建议。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基于需要层次理论的保险代理人分类激励机制指标体系设计

针对保险代理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灵活地应用到实际当中，设计出一系列量化分类指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加权汇总后得出几个总值，对这几个总值的大小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的结果科学理性地将保险代理人分成若干类别，在对保险代理人管理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类别的代理人采取不同激励措施，进而有效而又低成本地解决保险业对代理人激励不力的问题。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工伤保险赔付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冲突与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对工伤保险赔付与普通侵权损害赔偿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看法不一,相关立法的规定或不够明确具体,或相互抵触,导致司法裁判的标准和依据不够统一,不仅损害了司法的公平与权威,而且难以衡平当事人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文章首先从法理视角分析了工伤保险赔付与普通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及相互关系,进而论述了工伤保险赔付与普通侵权损害赔偿竞合时的法律适用模式及其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工伤保险赔付与普通侵权损害赔偿冲突解决机制的设想.     

逆向选择条件下带奖惩金的两期保险契约模型及其Pareto改进性研究

为了更有效的规避影响保险市场交易效率的逆向选择问题，本文分投保人风险类型为两种和多种情形建立了带奖惩金的两期保险契约模型，首次提出可以用奖励金和惩罚金有效甄别投保人的风险类型。该模型根据投保人第一个保险期内的索赔情况在第二个保险期对其进行奖励或惩罚，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如果选择为低风险类型投保人设计的保险契约，则其在第二阶段受到惩罚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得到奖励的概率，即风险越高的投保人越害怕惩罚金，因此所建模型满足斯彭斯-莫里斯分离条件。带奖惩金的两期保险契约模型中保险公司的期望利润仍然为0，并不会给投保人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却能够实现对传统部分保险契约简单重复两次的严格帕累托改进。最后采用一个算例说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The limits of the decentred state: the case of policing insurance claims fraud

Existing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the public–private divide is continuously being challenged, recast and transformed.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ontinues to operate as an important norm for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insurance claims fraud in Sweden. It shows how power within privat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police authority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public–private divide, which is in turn mobilized to justify repression and to give investigations legitimacy.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formal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s far more thoroughly maintained than is suggested b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ather than challenging the centrality of state power, private insurers and the police construct, maintain and have a stak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a state‐centric monopoly of crime control.     

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与财政补贴政策优化：一个文献综述 *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在保费收入、保障范围和参保农户数量等指标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保障水平不高、农业保险“不解渴、不顶用”也一直是各方反映的焦点之一。本文结合了福利经济学和保险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遵循“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必须优化其财政补贴政策”的逻辑主线，对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是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前提条件、有效途径、有力举措和重要渠道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最后，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对该领域日后的研究重点进行了预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优化路径。     

国外巨灾保险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长期受到自然灾害的困扰,建立适合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已经成为必然。分析中国巨灾保险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呈现不足状态的原因,借鉴国际上巨灾保险体制发展较好国家的经验,认为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体制需要从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发展繁荣的巨灾保险市场和培养多层次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几个方面入手。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从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发展再保险市场、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和发展政府巨灾债券几个方面着手,建设多层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