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桢谱序研究——兼论李成梁籍贯

李维桢是晚明名士,目前他的诗学成就学术界已经有人进行了为数不多的研究.基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留下的谱序进行研究,以期发现他的谱学观点,同时探讨李维桢家谱评价思想及这一思想的渊源,并通过李维桢谱序中的材料问接推论李成梁的籍贯问题.     

朱自清: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奠基者

朱自清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新诗研究与教育,为中国现代诗学和学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构建了中国现代诗学之雏形;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下的导言成为经典诗论,为后来多部文学史以及中国新诗史写作建立了诗学框架;1940年代针对新诗写作与接受状况而作的系列新诗文章中,提出诸多中国现代诗学基本观念,启发当代诗论家和教育者。随着中国现代诗学资料的发掘与充实,朱自清在中国现代诗学上的成就日益彰显。     

唐末文人顾云事迹探赜

唐末文人顾云两唐书无传,连《唐才子传》也无视之。检视相关材料,见其游宦权门时准备充分,在形象、语言方面表现突出,明显优于同行之罗隐,取得了仕宦先机。他求仕心切,求拔解文心思缜密,干谒文不辞卑微,终以寒素身份四举中第,显示出老道的人生经验。他与杜荀鹤最为相得,杜及第时为时俗非议,自编诗集以求自明;顾云慷慨为其作序,夸大其词,为杜声名计不惜背书。对顾云事迹的探赜,有助于分析更多唐末普通文人个案,从而更为深入地研究唐末文人和文学生态。     

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跋看华人、西士观点的异同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由林乐知、任廷旭编译,上海华美书局1903年印行,这部译著较早引介妇女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的解放进程。其首卷中登录了林乐知序文、龚心铭序文、任廷旭序文、范袆书后,末卷登载了龚心铭的跋。《万国公报》除了登载上述序言、书后和跋以外,还登录了龚心铭《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再跋》。对同为龚心铭所作的一序两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龚前后行文的不同、他所作的调整以及这背后的原因。而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六篇序跋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而窥见以上四位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作者对同一文本及相关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进而反映出晚清华人、西教士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不同侧重和规避。     

也谈《焚书》原本的问题

近有文章考证万历十八年《焚书》并没有刊刻;《焚书自序》的作者不是李贽,而是后人一篇伪作;又论述《焚书》原刻本只有两卷书信。对此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焚书》万历十八年已经刊刻流传,《焚书自序》应该是李贽的作品。《焚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焚书》指书信,广义的《焚书》包括狭义的《焚书》(书信)和其他杂著,后者也称《老苦》,广义的《焚书》是书信和杂著《老苦》合刊本的总名。     

魏晋"自传"简论

魏晋时代,中国古典传记文学中的自传摆脱了传统史传文学的巨大压力,以独立的文体形式出现在文学创作的舞台上.论文本着文本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文体观念为基本出发点,在文中首先对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分类作以梳理,明确了中国古典自传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对"自传"这一概念作以历史的追溯,分析了魏晋自传的文体特征及发展状况;最后对魏晋自传的文体文风两方面作以深入剖析,确定了魏晋自传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总之魏晋"自传"在文体上已经独立,并趋向统一;魏晋"自传"是后世自传文学的典范,他规定着中国古典自传的民族特色.     

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阅读史:序跋与《红楼梦》之接受

序跋作为《红楼梦》流传的重要“副文本”,促使序跋者承担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角色时形成了一种熟知《红楼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并予以多角度的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对版本、流传及创作倾向进行主动式阅读推介。同时,序跋者试图从自身的经历与处境品悟《红楼梦》文本,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序跋者突显《红楼梦》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乃至尝试代入文本而凸显品评主体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行为,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红楼梦》的接受,有助于深化其流布的诸多细节,进而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选择中挖掘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认知,合理定位其“文学感受力”与历史意义。     

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

译者序言是翻译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译者的翻译理念、译者的翻译实践过程以及翻译生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翻译的关系。在《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序言中,James 与Goldblatt的序言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James“百科全书”式的译者序与 Goldblatt“作者本位”式的译者序折射出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理念。《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序言中呈现出的译者主体性分别代表了受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所驱动的两种翻译实践活动,James的翻译实践具有浓郁的学术研究倾向,重点关注原作的思想性,注重挖掘原作的学术研究价值,并对原作反映的社会问题与现象做了诸多价值性的评判;而Goldblatt的翻译实践则更注重通过提供创作者的背景信息来引发读者思考,并把更多的文本解读空间留给读者。两位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展现出译者的“历史性”和“合法偏见”对丰富原著生命力的重要意义。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

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也丰富多样,一有以庄周《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二有以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三有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四有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为发端的笔记体,五有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发端的道录体,六有以黄宗羲《宋元学案》为发端的学案体,七有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章节体,八有以民国期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为代表的学术编年体。文章对这八种学术史研究形式的起源、发展、特点、价值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揭示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成就。     

稼轩词题序研究

辛弃疾是两宋词史上留存题序数量最多的人。稼轩词题序纪实性强,注重社交功能的发挥,经常有"戏作"、"解嘲"的字眼。稼轩词题序的特点反映了他作词所受的多方面影响,展示了他一生心态的变化。其题序创造了一个"白首为功名"的爱国词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