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发展权价格测算初探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对其合理利用能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西方国家通过设置土地发展权有效地保护农业用地、公共活动空地和自然保护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土地发展权,但主要侧重于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配置、流转,而很少涉及土地发展权价格的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信号,对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起着方向性的重要作用。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土地发展权的价值构成、价格影响因素及土地发展权价格形成机理,最后建立土地发展权测算方法。     

历史进步代价的主体性根源与人的全面发展

历史进步代价形成的根本性因素是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历史进步代价的主体性根源就在于人的个体本质表现样态的过分彰显;现代市民社会语境中历史进步代价的有效化育,有赖于人的多重本质表现样态之间的协调发展,有赖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实现。     

期现货市场对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研究——以中、加菜籽油期货为例

期现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引导关系反映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程度,现代农产品价格体系的建立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关系到农产品期货市场作用的发挥。本文结合与加拿大的参照对比,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我国菜籽油期现货价格和加拿大油菜籽期现货价格的关联性,得到结论如下：中加市场上期现货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期货价格单向引导现货价格;相比加拿大,中国现货市场价格变化来自期货市场的影响在长期比自身现货市场的大;中国现货市场受国际影响小。     

清单模式下投标报价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

针对投标人在清单计价模式下投标策略的选择问题,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阐述了投标报价策略的基本类型,并分析了在清单计价模式下投标报价的影响因素,得到投标人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利益的一个或者多个策略来调整自己的报价水平以争取中标的结论,为招投标实务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辽宁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及原因探析

针对辽宁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中存在的高偏离度问题,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辽宁省1978—2007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并与北京、上海比较,得出二元经济体制惯性、资本密集型主导、科技含量低是高偏离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第二产业升级、扶植新兴行业发展等政策建议。     

非流动性市场中的跨期最优消费和投资策略

本文在Merton跨期最优消费和资产组合的理论框架内引入非流动性资产,构造了一个三资产的连续时间经济模型,探讨流动性约束对投资者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用动态规划方法给出了跨期优化问题的解析解。数值分析表明对投资者而言,非流动性资产的真实价值低于其市值,必须引入影子价格来刻划这种流动性效应;流动性约束降低了投资者的福利,并且显著地影响到投资者的消费和投资策略。     

解读土地新政下的“同地同价”原则——基于权利的视角

“同地同价”原则的提出可以有效地遏制土地财政、保障农民的合法土地利益。“同地同价”原则体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尊重,但没有体现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补偿。土地发展权是“同地同价”原则的权利源泉,建议我国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引入土地发展权。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为了寻找适当的途径解决优先购买权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面的利益,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禁止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先买权同等条件的认定标准,执行程序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及股权转让时转让价格的确定等。     

规制政策对配电公司零售电价的影响

在电力零售市场引入实时电价（RTP）制度后,当零售市场还处于配电公司垄断经营的阶段,仍需要对配电公司的零售电价进行规制。作为垄断经营者的配电公司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其零售电价将受到不同规制政策的影响。本文以拉姆齐规制政策为标杆,分析了价格上限和收入控制规制两种规制政策对配电公司零售电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价格上限规制政策下,零售电价普遍高于拉姆齐定价,而收入控制政策下,配电公司在低谷时段的零售电价将低于拉姆齐定价,而在高峰时段的电价高于拉姆齐定价,通过算例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