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忌浅尝辄止——与曾枣庄先生商榷兼论国学的研究方法

在目前国学的研究高潮中,有过深与过浅之弊,深者犹如"玄学"之"崇有、贵无"之辩,回避现实问题;浅者则不细读经书原典,在前人引申误读的基础上变本加厉,使经书原旨渐行渐远,误导读者。因此,必须重提朴学实事求是、言必有中的研究方法与原则,力求做到知人论世、融会贯通。更不能以今律古,以今人之腹臆度古圣先贤之心。     

孔子的“仁、义”观对培养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体系是两千多年来养成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基础，其中的“仁”、“义”作为这个基础的理论核心概念，本身具有普世的意义。当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中国人作为帝国臣民的性质已经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宣告终结，而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在培育之中，儒家伦理系统中那些具有超越时空性质的价值观念在经历了社会变迁和思想洗礼之后，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在当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塑造中发挥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与传统节操观简论

节操是中国传统的重要伦理范畴。节操包含气节和操守两方面,涉及仁、义、忠、信、廉、耻等诸多道德内容,与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仁"是具有节操观念的前提与核心,因而节操又与以人为本、遵守社会规范及理想人格密切相关。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的矛盾及其解决--兼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及运用

诉讼中,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时常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关系。矛盾的焦点之一,在于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以及排除范围的大小。解决矛盾的良策之一,是合理设置并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充分兼顾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内在价值,以利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尽可能共同实现。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容许价值大小判定上的相对自由,以便司法机关掌握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适当平衡。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先秦"义"学新论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儒家将它作为思想纲领,而且墨、法、道等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探讨"义"的起源、含义和作用等,可以使人们对"义"有一个更新、更全面的了解.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