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政府补贴与农村电商扶贫有效运营问题,在一个农户和一个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站)组成的供应链中,以农户的利润增长为可持续扶贫目标,探究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对可持续扶贫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均能增加农户利润,提高供应链绩效;发现政府补贴的有效范围和最佳补贴额;政府补贴策略与政府补贴总额及农产品销量密切相关。政府补贴总额较少时,补贴农户情形下销售努力水平、佣金和产量较高;政府补贴总额较多时,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较高。农产品热销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可持续扶贫效果更佳;农产品销量低时,补贴农户对可持续扶贫更有利。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房地分离：宅基地流转之钥——以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之困局为切入点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大限度地在现有阶段实现市场与制度的有机契合;对于取得农房的所有权人,在房地分离之下,可以借助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来设计合理的权利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