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房屋拆迁公告”的可诉性

“房屋拆迁公告”的合法性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提起行政诉讼是进行自我救济的重要途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的不一致，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通过对两则典型案例的介绍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房屋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并且当事人可针对“房屋拆迁公告”单独提起行政诉讼。“房屋拆迁公告”违法体现在发布主体违法、时间或内容同拆迁许可证不一致、违反公序良俗、没告知救济途径、发布形式不符合要求五个方面。     

论解决刑事错案的长效机制

错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落后的刑事司法理念和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强化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完善诉讼制度,改善司法环境,加大理论研究指导和创新力度,建立长效机制,是避免冤错案件发生的必由之路。     

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探究及理性定位——基于宪政中国发展中制度借鉴的视角

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在立足本土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及宪政文化中的合理因子而在司法领域中进行的一次尝试.就应然价值而言,它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有效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进而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树立法律权威,同时能够积极推进司法实践与司法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但当前,我国所要确立的是区别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未来该制度能够实际发挥怎样的作用还受制于多方面的社会因素,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就正处于转型期间的中国而言,我们必须确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参与的案例指导制度模式,并逐步完善与案例指导制度相配套的司法制度等.     

落实大工程观可从案例教学抓起

案例教学法把案例作为一种教学平台,具有生动、直观、密切联系实际等特点,可以缩短理论教学与生产实际的距离,使学生得到综合知识和系统思维的培养与训练,很好地体现大工程观这一教育理念,是传统教学方法的升华。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新时期山东“先进典型群”的产生及其价值理念解读

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解读山东“先进典型群”现象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本质特征、社会价值,从而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山东先进典型群,研究山东先进典型群,学习山东先进典型群体的价值理念,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指导性案例的实践功能与角色定位

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经历的是由柔性到刚性转变的渐进过程,但人们却并未就其规制司法裁判的约束效力取得相同的理解和一致的认可。对此,人们可以制定出多种关于案例指导制度实践功能的描述性设计和规划,每种设想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效力定位。但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指导性案例的最终归宿必定是回应当下的司法现实,只有将其映射到社会生活当中,才能真正探究其制度运作的实践功能所在。其实,指导性案例的角色定位不当反映出理性与权威之间存在的悖论,与其将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和裁判要旨强加于人,不如充分发挥其理性说服的意蕴和效用,力求引导人们就诸多问题达成共识。     

主体资质影响合同效力之理论探析————以建设工程合同为例

通过案例整理发现,现行法律制度中,判定主体资质有瑕疵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法人行为能力欠缺,但此种认定路径并不合适,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判定理由更具正当性。对于主体资质失而复得从而恢复合同效力的司法解释,无论是法律行为的补正或确认制度,或以主体资质作为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等学说,都难以成为其理论依据。从保护特殊建筑的法规立法目的的角度,可以判定主体资质嗣后取得的合同有效,但这只能是少数情形。     

“阿尔都塞国家机器理论”视角下的苏报案

苏报案中章太炎、邹容分别被轻判的结果折射出晚清国家综合控制能力的薄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由于近代租界的特殊性加之行政系统运行效率低下,致使清政府镇压性国家机器在苏报案中难以发挥“暴力机关冶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多样性,造成清政府与革命派在报刊舆论、法庭辩驳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相互较量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判罚结果。     

The Gendered State of Business: Gender,Enterprises and State in Israeli Society

Whether the state provides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men and how is an issue rarely discussed in the growing literature concerning gender and organizations. Integrating gender and organization literature with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compares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in one setting (Israeli society) across two time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a sovereign state. Our analysis identifies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the gendering state through which it mould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men and women entrepreneurs. We examine how these manifestations: the delegation of economic actors, mana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and administering a bureaucracy, shape access to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e of networks. The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by exte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f the state o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ideal entrepreneur and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