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略论洋务派的对外开放思想

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出于对列强侵略的深深忧惧 ,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兴起 ,由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催生了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思想。洋务派作为中国最早主张近代化的群体 ,成了对外开放最有力的鼓吹者。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 ,他们围绕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这一主题的主张成效不著 ,但洋务派与时俱进的爱国情怀却值得肯定。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与人治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提倡以德治国,我们首先必须为德治正名,名正言才顺。只有辨清德治与人治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就德治的价值、功能、规诫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推动德治的最终实现。     

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由汉灵帝独立发起并组织的 ,其初衷和实际并不是直接针对党锢之士的 ,而是针对东观、太学等清流士人 ,同时也是针对宦官集团的 ,因此鸿都门学是汉灵帝执政时代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它介于清流与浊流之间 ,是汉灵帝试图依赖的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     

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韩非子“以法御臣”的治吏思想建立在“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它具体包括 :以法治吏、选贤任能、明乎职责、赏罚分明、手段神妙等几个方面。其治吏思想在制度规范官吏行为、树立官吏的威信、重视领导艺术、发挥官吏能动作用等方面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论语》:“载之空言”或“见之于行事”

孔子曾自道其方法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与其空泛地谈论单纯的道理,不如切实地考察具体的事例,从而能把我对人伦世事的看法阐释得非常深刻且非常清晰。若依这一方法论来审视《论语》,则不难辨识其间既有一些能够"见之于行事"的内容,即有具体实例支持的论述,如"吾党直者"说;也有许多未能"见之于行事"的内容,即无具体实例支持的论述,如"讷近仁"说、"仁者不忧"说。前一内容因述说具体事例而处于一定语境中,故有较确定的含义。后者则因泛言抽象道理而超然于一定语境之外,故缺乏较确定的含义,很容易发生歧义,此亦是,彼亦是。若依这一方法论来比较《论语》与《春秋》、《传习录》、《圣经》,则也不难解读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差异来。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老残游记》清官批判思想之探源

刘鹗自称 :历来小说“有揭清官之恶者 ,自《老残游记》始”。其实 ,《老残游记》对清宫的批判 ,一源于司马迁《史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酷吏传》 ,一源于李贽评点杨慎《党籍碑》之文章。李贽“君子而误国”、“清官之害大”的思想 ,以及对程朱理学的非议 ,对《老残游记》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释义

中国古代历代开明君主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和主张。而其官吏的选拔,隋以前以长官荐举为主,隋以后以公开报考、按成绩择优录用的科举制为主。保举任官起源于战国时期,宋代形成保举责任制,荐人者须对被荐者任职后的行为负连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私谊滥举的不正之风。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