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利益冲突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诱因,腐败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因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源头治腐的重要途径。基于预防腐败,整合廉政制度体系,密切党群关系,克服行政伦理困境的需要,必须大力推进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推动防止利益冲突由“党内法”走向“国家法”,注重配套制度的衔接与耦合,健全监督制度并加大惩治力度,开展廉政伦理教育培训,分别构成了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方向、基础、抓手和保障。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乾隆帝与新疆高朴玉石案

本文对乾隆帝查处高朴走私玉石案的始末进行全景式地论述,客观审视,公正评价,以期得出有益的历史启示.     

国民政府初期公务员面试程序初探——以1931、1933年公务员高等考试为例

1929年10月29日《公务员任用条例》的公布，标志着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正式发端，是我国文官选任制度从传统封建科举制向现代转型的重大变革。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该条例都初步具备了现代人事管理制度色彩，并且较早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进行面试这一环节的尝试。但是，笔试过于繁琐、面试占总成绩比例过低等因素使得面试程序在此期间流于形式。抗战前，国民政府共举办五届公务员高等考试，其中以前两届为最盛，因而本文以前两届高等考试为例对于国民政府初期公务员面试程序进行考察。     

“官二代”现象产生的机制弊端及治理对策

＂官二代＂现象并非为当代社会所独有,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官二代＂现象的泛滥和蔓延,有悖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有悖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道德底线,有悖于社会安定团结的现实要求。对于＂官二代＂现象的治理,可以从工作作风、制度设计、监督机制等纬度采取相应的对策。     

官箴论公、廉

本文指出 :“公、廉”既是官箴的核心 ,也是古今社会衡量循吏的重要标尺 :“为政之道 ,莫若至公” ,“廉者 ,政之本也” ;进而论述了与“公”、“廉”密切相关的“正”与“私”以及“俭”与“贪” ,以便当代社会能更多地汲取古人行政理论的精华 ,从而使传统文化中的官箴为今人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

文章纠正了唐代陇右道不是官吏贬谪地点的观点,指出,唐代西域有一些贬谪官吏,并对这些贬谪官吏遭贬的原因及时间进行了分析考证。学术界有关贬谪官吏败坏了地方风俗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唐代贬谪到西域的官员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治国安邦的才能,对唐朝经营西域及地方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还对唐代有关贬谪官吏"量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