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

GDP在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GDP不能完全涵盖反映社会福利的所有指标,需要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借鉴社会福利的相关研究,构建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从时间序列上（2000—2008年）对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系统评价,力图探求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为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贫困山区统筹城乡发展“左权模式”之一——左权县“1城34村”特色城镇化路径探析

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左权县结合县域实际,探索实践了一条以＂1城34村＂为目标的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坚持规划先行,通过加快县城和中心村建设、大力度移民搬迁、开发生态庄园经济、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统筹城乡区划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措施,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为贫困山区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土地陈报与赋税征收——试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的土地陈报

20世纪30年代,为了整理田赋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新成立的江宁实验县在其境内举办了一次土地陈报。经过统计,土地陈报之后的江宁额征田亩与前相比大为增加。田亩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税收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这同时也就为江宁此后的进一步变革打下了良好的铺垫,为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此次土地陈报具有十分明显的＂建设＂意义。然而,江宁县更多的将土地陈报与田赋征收连接起来,因而在强调建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控制意味。     

失地农民家庭收支状况及对策建议

基于实地调查数据,详细地描述了失地农民家庭各种具体的收入和支出状况。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家庭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收支结构不尽合理,政府应该千方百计帮助失地农民家庭增加收入并引导其合理消费,防止其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促使其生计的可持续。     

划拨土地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划拨土地,由于历史原因,划拨土地中既有被用于公益目的的,也有营利性的.本文将划拨土地与划拨土地使用权二者严格区分开来,坚持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公益性和不可流转性.将划拨土地分为存量划拨土地和增量划拨土地,其中的存量划拨土地又区分为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存量划拨土地中的公益性用地和增量划拨土地作为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载体,不可流转,而存量划拨土地中的经营性用地,则逐步纳入出让土地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自由流转.     

农村新政下的农民地权保护研究

保护农民地权,是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体现,已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新政的重要内容,更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农民地权的扩大。但扩大地权的良好愿望不能仅归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变革,还需立足于当前法制体系的整体构架,以强化并完善地权的基础权利效力为根本,进而逐步取得所有权的改造。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城市规划的风险预防理念贯彻与制度完善——以城市规划导致的被动性环境侵权为切入点

作为一种事前的计划和对城市物质形态的预先安排,城市规划对城市环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环境侵权后果的难以救济和难以恢复性特点决定了城市规划必须积极避免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可见,城市规划的这一现实要求与环境保护的预防性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城市规划相关立法应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构筑预防性制度内容,应着重对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法律责任、可操作性及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等方面加以规范和完善。     

涧西工业区的确立及其对洛阳空间社会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五"期间洛阳工业区的建设没有围绕旧城向四周扩张,而是"撇开老城建新城"。这种空间形态的形成对洛阳城市空间和社会的影响深刻:方形空间结构的打破意味着城市功能与社会的转型;带状城市的形成产生了风格迥异相对独立的两个城区,市中心的城中村和军营现象影响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的整合。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思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和试点实践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规,却成为社会上通行的做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经济的飞速发展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成为必然趋势,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是立法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国家应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要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