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留任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第一手的大学生村官问卷调查资料,基于Ordered Logistic模型对陕西省282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普遍较低;留任意愿与大学生最初选择从事村官工作的动机紧密相关;大学生村官的性别、年龄、从事村官年限、婚育状况、学历等人口学特征对工作满意度及留任意愿影响显著;社会各界对大学生村官的重视与认可对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有显著影响;提高大学生村官的收入水平、实行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直接晋升事业编制的政策以及增加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等政治机会能够显著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并增强留任意愿,而其它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的效果并不明显。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村镇规划员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对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影响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村镇规划员在主观上有较为强烈的培训需求,但目前的培训供给与培训需求不够协调;村镇规划员的个性特征不同,导致对培训的需求和培训评价不同;在影响培训评价的众多因素中,规划员的年龄影响最大。因此,要提高村镇规划员的工作效果,必须进一步完善规划理论提高规划员的规划水平,健全规划标准增强实践工作的可操作性,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稳定规划员队伍。     

揭西龙门寨木偶戏的艺术形态研究

揭西龙门寨木偶戏是植根于民间的传统艺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在木偶造型、服装与道具、舞台与乐器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剧目形式、演出技巧、唱腔音乐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形态,还保留了不少演出习俗。揭西龙门寨木偶戏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乡村旅游正逐渐从单一型向以观光、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挑战.只有在开发和经营两个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环境保护控制,将乡村旅游引入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才能切实发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挪威民间精灵故事概观

挪威民间故事中的精灵故事非常多,其中对精灵的描写很有特色。精灵和人类婚配故事,反映了男权社会的特征。故事中的土地神,和我国民间信仰中的土地神,有不少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