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村镇规划员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对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影响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村镇规划员在主观上有较为强烈的培训需求,但目前的培训供给与培训需求不够协调;村镇规划员的个性特征不同,导致对培训的需求和培训评价不同;在影响培训评价的众多因素中,规划员的年龄影响最大。因此,要提高村镇规划员的工作效果,必须进一步完善规划理论提高规划员的规划水平,健全规划标准增强实践工作的可操作性,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稳定规划员队伍。     

揭西龙门寨木偶戏的艺术形态研究

揭西龙门寨木偶戏是植根于民间的传统艺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在木偶造型、服装与道具、舞台与乐器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剧目形式、演出技巧、唱腔音乐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形态,还保留了不少演出习俗。揭西龙门寨木偶戏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乡村旅游正逐渐从单一型向以观光、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挑战.只有在开发和经营两个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环境保护控制,将乡村旅游引入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才能切实发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上海推进“城中村”改造研究

改造"城中村",有利于改善居民居住生活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盘活存量用地,推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改善城乡形象、推进宜居城市建设。上海进一步推进"城中村"改造,须加强领导,推进"城中村"改造的体制机制建设;要均衡各方利益,调动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三方的积极性;要摸清底数,对纳入全市统一改造计划内的"城中村"实行目录管理;要因地制宜,针对各个"城中村"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指导;要突破创新,建立、健全支持"城中村"改造的政策体系;要营造氛围,形成有利于推进"城中村"改造的良好外部环境。     

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

2009年以来北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变革,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概括北京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基础上,对城中村改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城中村改造周边地区可能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应通过合作治理寻求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了实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的基本条件,可以在市区政府是主导、乡村组织是枢纽、社区成员是核心、社会团体和社会单位(企业)是支撑、专业NGO是助推器的合作治理框架下,以生活设施改造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统筹兼顾尚待城市化地区的协调发展。     

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创新研究

建立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产业化运作及创新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加快我国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从农业产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农业发展要素流通体系的发展完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运作的农业发展体系的构建，以及利益分配体系的规范，农业产业化支持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