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美德与秩序——亚当·斯密同情概念析论

在所谓"斯密问题"的理论定势中,同情往往被读解成一种行为动机,斯密却赋予同情概念以颇为特殊的含义.公正旁观者的同情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评价尺度,不仅成为道德赞许或责难的基础,也诠释了美德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其所内涵的对合宜性的道德诉求,更体现了对保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崇高冲动,这对当下社会和谐与市场社会的道德需求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儒家的伦理豁免:为永恒奠基的制度

如何超越死亡,达致永恒?儒家力主、力行最大限度地敦睦伦理,以期圆满伦理,贯通和绵延伦理之河。为此要求有起码保证,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伦理间关系融洽,良性互动。其要件之一是伦理豁免:当伦理、法律关系因交集而陷入两难,主体在履行伦理义务、法律义务间陷入两难之际,法律规定,主体有权利适度免除其部分法律义务,圆满履行其伦理义务;被免除的、对他人和国家社会的那部分法律义务则或由该主体推后履行,或由国家社会交由其他主体履行,由此在伦理、法律之间解决两难,达到两全。伦理是永恒的,伦理豁免从制度上保证伦理臻于圆满、贯通和绵延,就从社会结构、个人美德两方面为永恒奠基。     

以德"齐家"--传统家庭美德的当代升华

以德"齐家"既是以德治国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德基础.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固然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发展与升华,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根据现代家庭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适时调整,与时俱进,唯其如此,才能使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富有鲜活的生命力.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试论我国当前的官德建设

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实现"以德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当前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的官德体系,加强官德建设,有效防范政府官员的腐败,提高行政效能。     

柏拉图正义观探析

面临雅典民主政沽濒临崩溃、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衰败形势,柏拉图把正义当作治疗社会不幸的药方。通过批评传统的正义观,柏拉图提出了贯彻内在性原则和政治性原则的正义理论：就个体而言,正义是使个人自我一致并达致完善的美德;就社会而言,正义是使社会内在和谐、完善的社会自觉。并且依柏拉图而言,正义有着专门的分类,即“四德”。     

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第一次把道德建设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上来,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振奋民族精神,提出"以德治国"方略具有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刍议

"以德治国"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确立德法并重的思想,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以德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以德治国"要重视官德修养,要借鉴吸收人类德治的文明成果,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加快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探讨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一般认为从礼治开始,经过法治,然后到汉代有了比较成熟的"德主刑辅"这样一个过程。汉代的"德主刑辅"影响是深远的。而事实上,春秋初期的管仲提出并实践的礼法并重,是从礼治到法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更是"德主刑辅"的基本源头。     

以德治国之管见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通过对西方国家道德素质教育和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分析 ,进一步理解和阐释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