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论早期时代巴文化与土家文化之融合

巴人早期南迁,后进入了湘、鄂、渝、黔边区地带,在当地考古文物中,可以看出早期的巴文化发展的脉络。土家族文化是古代巴文化的承接,从土家族文化所反映的一些特征来看,它体现了古代巴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的主要面貌,也是古代巴人族源、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     

《左传》巫术宗教文化现象的历史性探析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析了《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巫术宗教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又与时代的主流文化及意识观念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及内涵。同时本文也分析了《左传》记录这一现象的原因。     

论巫术对审美关系和审美心理建构的意义

原始巫术思维是建构天人合一审美关系的基础,而基于原始思维建立的天人合一关系,奠定了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基础.原始巫术思维和巫术实践促进了原始先民审美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湘西“锁蛇”：蕴涵科技元素的黑白巫术晶品

湘西锁蛇属于辰州符中九丁十三川之遗存绝技之一，属防御性的感生性质的白巫术，但也能转化为极富攻击性的危害人命的黑巫术，是黑、白巫术的结晶体。“锁蛇”的内核注入了药物药效的科技含量。隔绝的地理机制和厚重的原始巫傩文化孕育并保存了这种蕴含着科技元素的黑白巫术的晶品。     

《周易》:从巫术宗教神性思维到经验哲学人性思维——关于《周易》的文化人类学透析

《周易》作为一部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经典巨制,成书古老,内容丰富而庞杂。它是一部卜筮之书,具有浓厚的原始巫术宗教文化的神秘色彩。尊重历史,以史治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本文作者的立论前提和基本出发点。本文认为,《周易》以儒家思想为基干,全方位地荟萃先秦诸子杂家社会文化思想精华,集史前文化、图腾文化、原始巫术宗教文化,以及世俗经验哲学、人文社会思想乃至行为生活方式之大成,最终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从《易经》到《易传》,中华民族完成了从原始巫术宗教神性思维到世俗经验哲学人性思维的嬗变。《周易》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远早于古希腊罗马,是人类最早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探索的伟大民族。     

神圣的社会——涂尔干的宗教观和莫斯的巫术理论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性地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人类生活中的主要社会事实:道德、教育、家庭、劳动,尤其是对宗教的经典研究意义深远。莫斯继承了涂尔干的研究方法,对"总体性社会事实"又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文章拟对涂尔干的宗教观和莫斯的巫术理论进行介绍和比较,在比较中把握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的主要观点及他们对宗教和巫术现象的理解。     

三代视阈下龙崇拜的另类启示

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圣物,龙原型更是先秦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但笔者以为依然存在探讨的空间.夏商周秦四代,皆是玄鸟崇拜时期,玄鸟代表太阳,因此中华民族最初是太阳的子孙;而龙崇拜来源于古蛇恐惧,最初是禁忌巫术原理下巫术活动里的中介物,在上古历史中更多是邪恶的象征,直至龙的怪胎褒姒灭周,演变到《史记》汉高祖故事,龙才取得了图腾上的神圣地位,“龙之传人”对“太阳子孙”的取代,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文化大悲剧.     

西南少数民族巫蛊信仰对青年婚姻家庭的影响

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着巫蛊信仰,该信仰对少数民族最首要最严重的影响便是婚姻家庭。由于“蛊”具有传女不传男 和传染性,所以被认为会放蛊的女子和家庭成员（无论男女）都无法正常婚配,已婚配的则婚姻破裂或解除婚约。只能与同样 会放蛊的人家里进行婚配,或者与贫穷、有缺陷的人通婚。为了反抗这一信仰的迫害,有的青年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国 家法的震慑作用“,放蛊”观念被限定在隐形的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巫蛊信仰对人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

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此后,武帝醒悟太子无意谋反。但囿于太子与他兵戎相见的客观事实,以及皇权交代之际的政治忌讳,汉武帝在其有生之年仅仅为太子做了极为有限的平反。昭帝之立以卫太子败亡为前提,这决定了辅政的霍光只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恢复卫太子之孙的宗室身份,客观上迈出了卫太子平反的重要一步。宣帝即位,与霍光合作树立"武帝正统",为达此目的,宣帝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下,首先为卫太子正名。紧接着,"武帝正统"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