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如中东产油国家;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如一些拉美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现代国家建构:我国党政关系演进的一种解读

党政关系模式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因而如何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现代国家建构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其与中国的党政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对我国党政关系演进历程进行分析,既可以梳理出我国党政关系模式演进的轨迹,同时对于当前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和理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江西省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农村公共事业落后的原因,提出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落后的状况,除了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外,关键是要改革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提高农民参与公共事业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建立农村内部的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自我促进机制.     

互利共赢激励创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添砖加瓦中国跃上世界大舞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南南工业合作中心在京成立

最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南南工业合作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仇鸿女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南南合作特别局主任法图·海德拉女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战略研究局主任卢特根豪斯特先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地区总代表安吉蒙先生、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助理赵永利先生、及联合国相关部门的嘉宾出席了成立仪式.     

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简介

2005年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67册,即吉本道雅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作者现年48岁,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典型的少壮派学者。记得1988年笔者去京都大学留学的时候,吉本道雅还是一位刚刚读完博士后期课程,留校担任东洋史研究室助手的年轻人,时光飞逝,二十年后的今天,俨然已成为京都大学的中坚学者。在这期间,吉本道雅以执著的精神在先秦史领域辛勤笔耕,先后在《东洋史研究》、《史林》、《东方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40余篇研究论文。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论著既是吉本道雅前半生的学术总结,也是为他摘取京都大学博士桂冠的学位论文。全书共588页,分为三部。第一部西周期、第二部春秋期、第三部战国期。以下对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人类学笔记>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其代表作.他们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以探寻一般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     

黄昏中的巨人

他们曾是那个时代的巨人：一群有着英雄传奇般色彩的人物，他们凭借着个人能力与魄力将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并带领着本国人民走向繁荣，抵御了来自国内外的侵略与威胁。他们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就仿佛是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然而，结局终将逼近他们——东南亚国家的伟大领袖们。     

两大法系关于合同中信赖利益保护之比较

保护合同信赖利益历来为法律所重视,在大陆法系国家,它是通过对缔约过失者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来实现的,而英美法系则是建立在"允诺禁反言"规则之上的,两大法系就此问题的着眼点及在信赖利益本身所属制度的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这两种制度加以分析.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