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能降低财政风险吗?——基于2006—2015年68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出用于分析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执行质量后果的"行船理论"假说,在此分析框架下,给出IPSAS执行质量的基本定义和量化方法,将IPSAS执行质量拆分为是否执行、执行年限和执行差异三个部分,并对其进行评价与分析。利用2006—2015年6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分别分析全样本、发展中国家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实证研究了IPSAS执行质量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同一国家的财政风险受到上一期相同指标的显著影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IPSAS执行质量较高有利于降低财政风险水平。     

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透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的症结何在?

资金(资本)的本性是逐利避险。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信息不仅是资本市场引导资本配置和资本流动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各级政府研判经济运行态势和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由于传统财务分析体系存在的资金(资本)与资产概念相混淆、营业性负债与金融性负债不加区分以及经济活动分类不当等理论缺陷,导致传统财务分析体系提供的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信息被严重扭曲,资金效率被严重低估,财务风险则被严重高估。对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7年10年期间数据的分析显示,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使资金效率被低估30%以上,而财务风险则被高估40%以上,让本来处于转型升级艰难时期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严重的信息扭曲导致资本市场上实体经济被极度唱衰、投资价值被严重低估,从而误导趋利避险的金融资本远离"低回报"、"高风险"的实体经济。不仅如此,传统财务分析体系还使经营活动资金回报率被低估40%以上,而投资活动资金回报率却被高估50%以上,从而误导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资金更多从经营活动(实体经营)流向投资活动(资本经营)。这为我国近年来出现的"金融脱实向虚"、"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问题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为政府客观评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与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立足COVID-19情境,以1169名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其避责行为意向的关系及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风险感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问责不当性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职人员的避责行为意向;公共服务动机在问责不当性感知和避责行为意向互动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在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厘清中国情境中基层避责行为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助推政府问责制度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及限制

由于司法实践和学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我国《民法典》已经成历史,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和限制标准值得探讨。探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范围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的限制维度,从对比的角度分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和完善建议,可以对司法案例和具体审判提供参照。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