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真诚体验里寻觅--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启示

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严重脱离审美实践,这种脱离使得美学研究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鲜活生动的感性体验世界.继承传统的真正秘密在于挖掘、体会、并在生命个体身上复活这种灵动鲜亮、清新刚健的生命状态,使这些内化在我们现实人格之中.就是说,这种"生命形式"的复活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复活.     

日本城市化问题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正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吸取近邻日本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重要论述的逻辑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在促进生产力空间布局调整、推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复兴、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等方面的功能定位,深入阐释了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规律性认识：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发展、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要防止“过度城镇化”“弱质城镇化”问题,尊重国情谋划城镇空间体系布局,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注重突出城镇文化和地域特色。在政策路径上,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四大基本原则,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持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城镇化。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

1842年底,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墨迹未干,经世学者魏源面对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猛烈碰撞和冲突,痛定思痛,为使国人“扩万古之心胸”,知“旷代所未闻”①,抵御列强入侵,挽救民族危亡,与时俱进,急切地推出其“愤悱”②之作《海国图志》,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的时代强音。虽然,“清魏默深的筹海篇,议守、战、款,凿凿中款。清若尽用之,固足以制英寇,驭俄法”④,但在1860年以前,《海国图志》在中国一直被视为不急之务而遭受冷落。而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日本,历史上在经济、文化乃至于政治等方面都与中国有着悠久的联系,因此,鸦片战争…     

“入世”与湖南农业的发展

一、加入WTO与湖南农业面临的机遇加人WTO，将对我国农业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首先，我国可以参加多边贸易规则的谈判、制定，灵活运用WTto的有关条款来保护自己，防止有些国家歧视性地使用贸易保护政策，或滥用单边贸易，从而为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可享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成果，有利于我国结合和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我们可以抓住各成员国提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有利时机，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但是，加入WYO对我国农业也有许多不利影响。乌拉圭回合《…     

论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政策配套

本文对集约型经济增长目标、双层压力和国际收支平衡都加以了模型化，并与模型相结合详尽地论证了如何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配套实现集约型增长目标、缓解失业和通胀的双层压力、提高国际收支的平衡能力。     

论小水电对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我国的小水电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缓解农村电力紧张；推进山区经济发展；加快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步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山区农村社会进步。     

魏源的改革思想论

魏源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改革思想。他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变异观雄辨地证明了改革的必然性，强调审时度势的改革策略，坚持利国利民的改革宗旨，并把培养人才作为改革成功的关键。难能可贵的是，他与时俱进，对中国的改革方向作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整体设计。尽管魏源的改革思想有其局限性，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实践中也卓有成效，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亦不乏借鉴意义。     

关于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研究

主导产业选择是当前产业政策研究中的难点。产业结构的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研究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性可以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在时间上具有继承性,在空间上具有并存性。产业结构演进的这种规律性,要求人们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必须同时兼顾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和并存性。需求、供给和国际贸易,是影响产业结构的三大因素,对主导产业的具体选择应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