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全真而仙”:论全真道对道教仙学的发展

宋辽金元时期出现的道教新道派——全真道以不灭的心性为修仙之本,以“全真而仙”相号召。这种对修道不必外求,只须反身内求的强调,不仅使神仙的内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道教仙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幸福观的角度解读庄子的生命哲学

庄子所建构的生命哲学反映了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庄子学说对老子学说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庄子改变了老子对社会政治的一般性关注,而是站在天道的环中,致力于探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其中洋溢的幸福观今天读来特别令人省思。     

寻找"立人"与灵魂拯救之道--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孤独意识比较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孤独的先觉者,所不同的是鲁迅孤独的内涵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而陀氏孤独的内涵则具有浓重的人性批判的色彩.他们在与孤独情境反抗时,鲁迅走的是立人救国的启蒙主义理想之路,陀氏走的是拯救灵魂的宗教之路.     

"即世而超越":论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读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道教信仰是人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道的体悟和把握.这种体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经验之外,又是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世俗之人通过日常的修道来实现的,因此,出世与入世就构成了道教宗教生活之两极.古代道教在出世与入世中倡"即世而超越",表达了立于人世间以追求"得道成仙"的信仰特色.本文以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道教的出世与入世.来说明当代道教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宗教世俗化潮流中,如何既从理性角度为人们提供一种生存意义与文化价值,又保持道教本有的出世性与神圣性之特点,以在今天的新文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忏悔意识下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善于剖析和拷问自我的灵魂,他们都将个人的罪孽感、痛苦感融入群体当中,并肩负起对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前途的忧患重任。由于历史、时代和自身的原因,他们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忏悔意识。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使得他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忏悔道路:鲁迅是通过自我批判从而否定自我,而陀氏是通过苦难的净化从而肯定自我。     

道教对冲绳文化的多重影响——从《中山世谱》看

道教虽然在创立后不久就开始随着移民的步伐向东亚各国传播,但道教真正在琉球立足、传播与发展,是在明朝建立之后。当时的琉球以冲绳岛为中心,从北到南分为北山、中山、南山三个诸侯国。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出使琉球,并册封中山王察度,使之成为明朝的藩属国。闽人从福建来到琉球后,居住地被称为唐荣——又称唐营、久米村。为了表达对家乡文化的怀念以及族人共同进行宗教生活的需要,他们在唐荣里修建了天尊堂、天妃庙和关帝庙等,为国祈福,为民驱害,使道教文化以实体性的方式展现出来。18世纪,琉球王国政治家蔡温主持、用汉字编纂的《中山世谱》记载了中国文化包括道教的传播及影响。道教在琉球群岛上始终未能建立独立的教团,也没有专职道士,但"虽无道士,却敬神仙"成为琉球道教的鲜明特色。对幸福平安的追求是中国道教能够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并对冲绳文化产生多重影响的精神动力和主要原因。     

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初探——兼论道教的终极理想及其现代意义

道教在创立之初 ,就既关注人的长生成仙 ,又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太平。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表明 ,内以修身养性与外以经国安民是道教终极理想不可分割的两翼。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与儒、佛有所不同的道教终极理想的内涵 ,而且为宋代以后道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国理身”思想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情怀 ,将为道教思想在 2 1世纪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     

论福永光司的道教研究

福永光司作为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从欣赏老庄思想到探讨黄老道家和魏晋玄学,然后进入道教研究领域.受京都学派的影响,福永光司从实证主义出发,通过对中日古典文献的爬梳剔抉,以历史叙述和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道教对日本的神道信仰、天皇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影响.福永光司从中日文化视野下来研究道教,以朴实学风来追求道教研究的科学性,他的颇有创意的道教观发表后,虽然受到了一些质疑,但对推动20世纪东亚道教研究的展开却起到了引领作用.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