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以王晓方官场小说为例

政治文化始终是根植于官场小说中的恒定因素,政治传统、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成为官场小说讲述的核心内容,但官场小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和窠臼,使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到模式化状态。王晓方的官场小说在对传统政治中的"官本位"思想、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和小说对政治表述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本质特征与思想源流

中国30年代文学,受苏联的影响,除了由瞿秋白及“太阳社”的蒋光慈等人直接传来以外,还有最为重要的一个传播路向,即通过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等人经日本文学界转折而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虽因其自身实践而具有独特性,因其发展时序上的后起,师承苏联、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共通性还是主要的。其中对阶级性、功利性的本质认识与论争形式的确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尤为明显。     

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

2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便是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对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的影响。他们主张“纯化”无产阶级的意识,迅速而彻底地完成文学上的政治方向的转换。其理论的共同背景是福本主义。马克思、列宁的政治哲学通过福本——青野——李初梨的传播线路在对日本和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生影响的过程中,由于其各接受主体及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中突出表现为对知识者在无产阶级目的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对同路人文学的价值确定上,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上又都存在着共同的偏差。     

确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调整学科价值观

社会的发展首先是要确立一种适合于时代需要并具有超前性的理念.19世纪以来形成的发展现是片面的,是一种物化的发展观.而人的发展才是全面的本质的发展观.反观中国学科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本身,也受制于这种片面与物化的社会发展观的影响.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是近代意义的社会发展观在中国学术史上片面性理解的直接反映.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道德与情感的力量,与科学精神应该是同质的.要想确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就必须在思想和学术领域调整学科价值观.科学发展观不只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思,更是对于发展理念的反思.应该深入到对近代以来支配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传统的学科价值观的反思当中.中国物化的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人的变革和制度变革的缺失,是与"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原理的学科价值观有着至关重要的深层联系的."重理轻文"价值观形成的背后,包含有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欠缺学术理性和研究者脱离实际,甚至没有学术操守的现实原因:学术思想的"失语";学术道德的"失贞".坚持学术研究独创性原则和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环境,是成果产生和价值评价的重要前提.当前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前沿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同时也具有人类性意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认识.对于文史等人文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还必须加强,应该再进一步认识到第二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同等重要,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学科的发展.要完成学术价值观的转变,应尽快确立适应哲学社会科学本质特征的评估体系,尽快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注重外在评价转向内在评价,由注重结构评价转向功能评价,由注重量化指标转向价值指标,以适应未来文化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大学生创业教育调查研究

本文通过对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研,在个人背景、个人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四方面对比分析,并提出创业教育对策建议。     

“文化安全”的悖论与“软实力”的正途

在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题,将是民族国家长期应对的重大课题。对"文化安全"战略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因为最强势的文化才是最安全的文化,而强势文化是通过文化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获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而实现的;所以,维持现状的文化安全战略,只会成为自我封闭乃至保护落后的挡箭牌。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世界性的认同程度,"中国模式"最终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不只是弘扬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融合;同时,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环节。通过"文化立人"——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真正目的。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实力"都是一个伪命题。     

文化创新的本质与大学精神的功能

文化的繁荣与民族的崛起是一个多元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文化的真正持久繁荣,灵魂和基础在于文化自觉、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建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突破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便是从决策层高度对该问题做出的应对与指导。要解决这一社会历史问题,必须从当下国内外思想纷争的现实出发,紧紧围绕文化自觉,梳理清楚其历史脉络,夯实文化创新的前提,实现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建。为此,本刊特组专题论文,展开讨论,以期对推动当代中国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