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唯骑墙方太平

晚清,可谓是政局险恶,政坛险恶,人心也险恶,在这“三险”中做官能混个善始善终,实在是件很牛很不易的事,能达到这一点的高官寥寥可数,王文韶当属圆满。王文韶当过湖南巡抚、云贵总督,也曾在总理衙门当差。尚书、大学士的帽子都带过,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大印拿过,军机也进过,不可谓不显赫。可王大人在近代史上留下的脚印却很清浅,人们对他的评论也不温不火,无大褒亦无大贬。何解？此人善于做官强过善于做事也。     

咸同之际清政府的兵舰外购——以总理衙门为视角的考察

咸同之际,清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并未形成绝对的装备优势。为加强水师力量,从江面尽速攻取南京,由总理衙门发起,清政府向英国购买兵舰。但在实施过程中,各海关阳奉阴违,外省督抚抵制排斥,中英双方立场各异,承办之人李泰国的揽权,更增添购舰的变数。总理衙门主持下的兵舰外购,不仅折射出晚清权力外移加剧的迹象,也反映了晚清中国外交的稚弱与妥协。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洋务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中国近代首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史上却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它的成功与失败向后世昭示出:中国近代化运动是在异常艰难中起步的;权威政治对落后国家的近代化运动起过推进与阻滞的双重作用;中国近代化运动是在被动中开始,在自觉中进行的。     

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危机,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相比,只能算第二层级的冲突事件,因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表述中影响力有限。相关研究也是以事件史方式来呈现危机及危机应对的过程,以及这一事件的结果及其影响,并做出评价。但我们在全面了解相关史料之后,会发现存在两套史料,一为清廷与疆吏围绕危机应对的往来公文,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有比较完整的收录;一为李鸿章和朋僚之间的信函往来,     

赫德与中国近代邮政

中国近代,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上海等几十个地区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些地区侵犯中国主权,开设邮局,经营邮递业务。赫德为挽回中国主权,与列强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使中国近代邮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出一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官谣”在“天津教案”中的推波助澜作用及当代警示

正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引发了激烈的外交冲突,以至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军舰虎视眈眈地逼进天津港,欲兵戎相见、再开战端,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强烈要求严惩凶犯、赔偿损失。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如下处理:将天津府县官员张光藻、刘杰流放黑龙江;将16名凶犯处死;赔偿各国损失共计白银49万两;派大臣崇厚作为朝廷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研究这起教案发生的原因,就会发现,事情后来之所以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晚清外交官与近代图书馆文明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清政府为了应付西方列强，于１８６１年初（清咸丰十年底）设立了办理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总署”、“译署”），负责外交、通商、海关、海防、制造、路矿、新式学堂等事务。自１８６６年（清同治五年）起，陆续派员去西方列强诸国游历考察，出访驻使。在使外过程中，他们深为西方的近代文明所震撼，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内介绍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其中关于图书馆文明的介绍与传播，则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初次目睹西方 图书馆的…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人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洋务派认识到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主动接受国际法,力图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处理外交,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洋务派人士也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强者之法".事实上,他们运用国际法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