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方式的区域差异与观念嬗变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老人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通过对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初步分析和探讨了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及观念变迁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养儿防老”已变得难以为继,多数老人在可承受范围内进行自我养老,“土地养老”在部分农村地区较为盛行,但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较为盛行自我养老,中部地区盛行家庭养老,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盛行土地养老。究其原因,可从土地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三个面向对其作出解释。为顺应当前中国农村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的发展变化,从可能性、必要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四个层面提出了农业养老的构想。     

“农民农”的养老规划及实践逻辑——以江阴市C镇为例

“农民农”作为国内异地迁移的特殊群体，他们对于自身养老问题的感知与规划明显不同于农民工以及在原居住地务农和迁入地务农的农民。为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农民农”养老规划的深层意涵，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江阴市C镇14户“农民农”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农”更加青睐回乡养老，并依靠自我和家庭支持，形成了一套“资产重塑+保障优化”的实践逻辑，但其中却隐含着“备而有患”的风险，亟须政府的补位支持。对此，户籍地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农”的经济支持和环境支持，在保障“农民农”持续稳定增收的同时，创建安全宜居环境。现住地政府则应注重对“农民农”的制度支持与情感支持，增强政策操作层面的包容性，建立起社区与家庭的联动机制。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化”:概念、类型与主体辨析

农业社会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进过程,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农户兼业化、农业商品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四个阶段。目前,中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市场化龙头企业、科研教育单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四类供给主体构成,它们在体系中分别发挥着目标导向、经济适应、社会整合和模式维持的作用。为促进体系功能的优化,应坚持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开发利用农村社区层面的资源对服务机制进行创新。     

从民族自决主张的变化看中共民族政策的发展(1921-1949)

考察1921-1949年中共民族政策的历史变迁,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共民族政策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以中共民族自决主张的变化为视角,可知中共的民族政策经历了探索、转变和创新阶段。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共的民族政策围绕着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注重与国家结构形式相贯通。今后在制定民族政策的过程中,仍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重维护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极具本土化色彩和社区重建思想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时间维度对唐朝的农社、宋代的义庄、清朝的太监庙和姑婆屋、“大跃进”时期的福利生产养老组织等互助养老雏形进行了梳理,并从横向空间维度对当代涌现的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和精英带动3种互助养老类型及适应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立足互助传统、整合社区资源、拓展互助范围、创新互助形式4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互助养老从“民间互助”向“规范互助”、从“一元互助”向“多元互助”、从“老老互助”向“代际互助”、从“志愿互助”向“储蓄互助”转变的发展思路。     

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发展模式的本土化思考

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发展模式被视为经典模式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推广和传播,但是面对中国强大的人口压力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龙头企业是否能适应于中国的乡村土壤,能否真正服务于农民的利益?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创建纵向一体化的合作企业、鼓励和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和国家介入进行规模管理.     

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逻辑、模式与效应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合作社养老开始在国内各地流行。那么,合作社能否融入农村养老供给以及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其有哪些运作模式以及实践中会出现哪些问题?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案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从生成逻辑上看,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符合其本质规定的价值伦理,也符合其逐利的工具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合作社服务社会的历史传统。在具体实践中,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在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并呈现出物质资源输出型、照料资源输出型和精神资源输出型三种运作形态,但在服务水平、利益联结、盈利能力和发展目标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进建议,即提高养老服务水平,积极引导老人入社养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开放经营模式,提高养老项目盈利能力;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提供制度保障。     

变动中的养老空间与社会边界——基于对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考察

在工业化、市场化激荡下的后乡土社会情境中,农村养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面临养老空间和养老边界的变动。“少子化”和社会流动的现实使得农村老人脱离代际寻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现象愈加明显,老人“牺牲自我”而维护家庭延续的责任伦理较为突出。同时,家庭结构从复杂化逐步向简单化发展,养老边界呈现出从家庭到自我、家庭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的溢出与重置现象。在此背景下,需要将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纳入决策分析,关注“老人农业”这一自我养老实践形式,并扭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各自的研究视角,把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变迁与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分化综合起来,形成网络式的研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