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囿于史料有限,学界对于胡适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鲜有论述。然在探究胡适先生的中英文著作并加以相互参照时不难发现,过去学者对胡适的宋明理学观论述某些观点值得商榷。胡适不但早于冯友兰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或"新儒家",而且亦早于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卜德将"理学"英译为"Neo-Confucianism"。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观照下,胡适先生对理学的评价多为负面,认为清代的考据学源于宋代之理学但又回归到经院哲学,而宋明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弊端在于背离"经世致用"。同时,胡适还辨明了理学与佛、道教之间的历史渊源以及理学的终极目标。这些都是颇有价值的见解,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胡适研究之不足。     

中国语言学的新进展--评《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

李行德在评论《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时认为东西方语言学有不同的倾向,简单说来,东方语言学家们注重材料,西方语言学家重视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两个传统之间的距离还是很遥远。尽管如此,随着中西交流的拓展,中国语言学也在逐步发展。     

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城乡学校教育资源现状的基础上，从教育布局、财政投入、教师素质、闲置资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采用Chow预测检验(Chow Forecast Test)和递归最小二乘法中的一步预测检验(One-step Fore cast Test)对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长期协整关系中的结构性变化进行了研究。     

“民族语言学的新视野”笔谈

中国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不仅仅是汉藏语的故乡,还分布着阿尔泰语、南岛语、南亚语等多个语系的多种语言。这些语言跟中国以外的印欧语等一起构成世界的语言。毋庸置疑的,语言学应该以世界的语言作为根基,而不是仅以哪一个语系的语言作为支撑,否则,所得出的语言学理论就是褊狭的,不足以代表全人类的智慧。近些年来,中国语言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沿着这条道路,中国的民族语言学研究也大大地拓宽了眼界,开始展示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潜力。我们组织了以“民族语言学的新视野”为专题的笔谈,以期为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同道们鼓与呼。王士元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影响巨大,从早期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到开创性的词汇扩散理论,再到拓展到语言学的跨学科,携几十年的经验与洞察,指出多元心态的重要性。另外三篇笔谈都是基于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展示新视野里可能的具体前沿研究案例:陈保亚教授论述了如何基于中国的民族音乐与语言来展开语言与音乐的共演化研究,孔江平教授阐述了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接触融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汪锋教授提出了语言接触研究的语言生态面向及研究路径。我们期望这些经验与探索也能为民...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论婚约的法律属性

婚约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前置程序,界定其法律属性应以正确认识婚姻的法律属性为前提。通过法理学与民法学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婚姻契约性质的结论。而婚约作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相对独立的阶段,其性质应属于婚姻契约的预约合同,故认为违反婚约的法律责任应纳入违约责任的范畴。     

基于人口特征的收入差距分解分析——以重庆市为案例

 摘　　要: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采用基于人口特征的收入群体分解和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来源分解二种方法考察了重庆市居民的各种人口特征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异是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受教育机会、职业选择上巨大的机会不平等将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生长期的影响。     

关于企业边界——基于交易经济学和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上的研究评述

本文从交易经济学和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两个方面对企业边界的本质、边界对于企业组织的意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评述,以利对跨边界组织理论研究的较系统性和较全面性的把握。     

机动车限牌的社会福利影响和最优配额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采取限牌政策来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通过估计北京、上海、天津和南京4座城市机动车使用外部成本,和消费者对机动车牌照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对拍卖、摇号和混合3种机动车限牌政策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摇号模式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大,拍卖模式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小,混合模式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居中.与最优牌照配额相比,2012年北京和上海的真实配额存在138亿元和28.6亿元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如果4座城市采用最优配额和牌照拍卖制度,在控制机动车数量增长的同时,将获得10亿到200亿不等的可用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交通补贴的可观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