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的宗教史价值

文章对蒙文版《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中所载内容进行梳理,主要从寺院建立、寺院教育、寺院经济与管理、佛事活动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该《传》在蒙古族佛教史、藏传佛教史、蒙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巧女的故事》的叙事研究

我国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可以从故事讲述人,故事听众和故事文本三方面入手。目前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对故事讲述人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对故事听众即接受者的研究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对故事文本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拟借鉴国内外现代叙事学成果,以故事文本为对象,从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述句式和叙事风格方面,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代表性极强的作品《巧女的故事》中的故事做初步的探究。     

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奥穆》:一曲世外桃源的挽歌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其海洋小说《奥穆》中,麦尔维尔为我们描绘了曾经宛若“世外桃源”的南太平洋岛屿是怎样在白人殖民者的侵略下,逐渐变成了满目苍凉、民不聊生的地狱般的世界。《奥穆》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明所滋生罪恶的批判,同时也是为人类失去美好“桃源世界”所谱写的一曲挽歌。     

陌生化在《鼠族》中的运用

美国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系列丛书(《鼠族I:我父亲的泣血史》和《鼠族II:我自己的受难史》)自1986年和1991年问世以来,一直广受关注。然而,鲜有学者从陌生化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该作品在艺术形象塑造和结局安排方面均运用了陌生化手法,带给读者的是新奇的阅读体验和广阔的解读空间,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