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方言古词论稿》序

春节刚过，朱正义同志将他的书稿《关中方言古语词研究》拿给我看。我读着，觉得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问题的探讨

诚信就是诚实、信用，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以来人们为商之道，更是为人之道。“诚信不欺，先义后利”、“人无信则不立”、“言必信，行必果”等等，是我国历代成功商人的道德准则。但是素以诚信立国的中国，不知从何时……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商标权”名词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商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社会,但"商标权"的概念却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历史上,英国最早通过判例法的形式对商标加以保护。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标立法的形式对商标加以保护,并将商标权纳入了工业产权的范畴。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关于商标保护的法律规定,但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商标权"概念,根据可考的资料,"商标权"一词最早出现在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     

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述评

提高农民居住生活质量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民居住方式由传统村落社区向现代新型社区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许多农村现有的分散型空心化的村落居住方式,既不经济,也无法从整体上提高农民居住质量,更无法有效化解农村留守族困境。新型村镇社区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可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居住生活质量,但需要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如何选择集中居住模式,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对现有代表性观点的梳理,以期为研究的深入提供绵薄之力。     

浅谈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一、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内涵 在国际法学的发展史上,"公共秩序"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该学说的代表人巴托鲁斯就提出:一个城市国家的"可憎的法则"是可以不予适用的,如禁止女子继承遗产的法则就属于该类法则.该观点可以说是公共秩序保留思想的萌芽.17世纪后,公共秩序日益受到国际私法学者的重视,意大利的孟其尼曾提出以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制定国际私法规定的基准.但其观点在萨维尼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后并没有被采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只是排除依照冲突规范而决定的外国准据法的适用的例外而已.     

2012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述评

儿童研究或儿童文化研究,当前还是中国学术界的幼苗.但在我看来,儿童研究是处于人文学科群中心地位的学科,现在这株幼苗将来一定能长成令人瞩目的参天大树.为了撰写本文,我尽力搜索该年度的相关文献,试图对相关研究做一次深层扫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以我接触到的文献为限,还要请相关作者和所有读者谅解.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