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风险警示适用的法律限度

作为新型政府规制手段,消费风险警示具有成本低、影响广、效果突出等优势,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广泛适用.消费风险警示并非多多益善,其适用也不是没有限制.要对消费风险警示适用范围和适用强度两方面进行限制.除了"禁止适用"消费风险警示的领域,其他情形下是否能发布消费风险警示,则需要具体考量相关因素:与公众利益是否密切相关、目的是否正当、对公众的危害(危急)程度、是否有更好的可替代性措施以及对特定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影响程度等.消费风险警示适用强度的限制,可以通过对消费风险警示行为的发布时间、发布内容、发布方式和空间范围等要素进行限制,必须坚持比例原则,对诸要素的限制要与行为人违法或危险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论资源利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兼析《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对物采掘"的资源利用权在客体、权利取得程序、利用方式上具有特殊性,不同学说及不同国家的立法例在对其定性方面存在分歧.资源利用权的客体符合一物一权所要求的客体特定性;获得自然资源利用权的前置程序--行政许可并不影响民事权利的定性;对物采掘的用益物权利用方式也可以在传统民法中找到依据.因此,资源利用权属于用益物权,<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资源利用权为用益物权是合理的.     

“网络打拐”的法律困境、界限及其优化

拍摄乞讨儿童照片并在网络上曝光、传播,引发了一场以网络为平台打击拐卖儿童乞讨的行动。这项公益活动的产生有其必然因素,由于其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制,出现了在相关问题上的法律困境,这种困境的出现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限制也成为必然,对这种法律困境的讨论和必要的法律限制已然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对相关权利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准备。     

程序正义视角下科研项目审批权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科研项目立项审批领域的权力寻租现象比较严重,项目审批权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其重要原因。科研项目审批权本身具有特殊性,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在程序正义视角下,重点加强科研项目审批程序的法律规制。认为建立和完善科研项目审批程序的制度应该为审批公开制度、利害关系人回避制度、不予批准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禁止单方接触制度和异议复审制度,以保障科研项目审批权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现实价值与规范因素

为了解决新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克服法律的局限性,更好地追求和实现公平正义都要求法官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为了使司法应对新的观念和变化了的社会或政治条件,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而法官在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应考虑价值观念、公众期待、人大监督、法律法规等规范因素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检察院对法院民事执行行为具有不同的检察监督方式,不同地方采用了不同做法,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的运用略显冗杂,缺乏统一标准。刚刚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然从立法层面对检察监督方式进行了相应的厘清,但修缮范围有限,并不能完全解决今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适用杂乱的问题。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具有相对明晰的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值得我国借鉴、整改。     

论“两高”最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解释的缺陷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规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时并未涵盖所有的犯罪主体,应取消认定该罪主体的二元分类标准,代之以“是否知悉内幕信息”的一元分类标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认定规则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应删除第5条第2款的规定,统一按照第5条第3款的规定予以认定;该司法解释在认定罚金刑数额时存在一定的纰漏,限于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适时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该罪的法定刑予以完善.     

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合理适用——以宋某非法经营保安业务案为例

由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本身强大的涵盖面,再加之司法解释不断地对其扩大解释且没有严格的限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导致该罪沦为一个新的＂口袋罪＂而饱受诟病。本文以宋某非法经营保安业务案为例,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从＂违反国家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和＂情节严重＂三方面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并随之对案件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合理适用本罪的＂兜底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