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兄妹与西安事变

宋氏兄妹与西安事变李昕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人文社科系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的发生是国内各种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必然。而事件的和平解决，则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     

调整中的中印巴三角关系

冷战时代大多时间里,中印巴三角关系是以敌视和对抗为结构特征、以权力竞争和传统安全关切为主要内容的。冷战结束后,中印和印巴间的冷漠与对峙被打破,调整中印巴三角关系的历史机遇出现。"9.11"事件后,中印巴三边良性互动加快,三角关系的性质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印度的现实主义权力思维和全球大国抱负有可能使中印、印巴关系陷于"安全困境"的结构性矛盾之中。中印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的三角关系,解困结构性矛盾是关键。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权力制度

欧洲经货联盟源起于欧共体各主权国家的合意。在其权力制度中 ,政府间的财政主权合作与超国家机构独立行使货币主权并行不悖且彼此协调。但这种权力结构仍处于发展过程中 ,各成员国、欧共体 (多由其主要机构代表 )与欧洲中央银行之间的权力安排有待廊清与优化     

“马钢”可分离转债定价实证分析

以国内首支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马钢可分离转债为样本,从实证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价分析。考虑了这次可分离转债的特点,采用历史波动率、GARCH(1,1)模型波动率和隐含波动率3种不同估计方法来计算波动率,利用修正的B-S权证定价模型进行转债权证部分定价,并和市场真实价格进行比较,详细分析比较3种波动率的定价效果。在运用修正的B-S权证定价模型时,考虑了公司总股本价值因可分离债券发行的增加,同时采用公司股权波动率进行计算,检验了修正B-S权证定价模型对马钢认股权证定价的有效性,实证证明采用隐含波动率或GARCH模型具有较好的定价效果。     

MBO收购价格引起的市场反应研究

本文以截至2004年10月份经媒体批露的23个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有关管理层的收购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得出样本企业与市场风险的相关性系数,进而求出MBO公告日及前一天市场预期误差的平均值,通过建立线性模型对反映管理层收购价格与企业净资产之差引起的市场预期收益率的变化进行回归,结果是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同经验假设一致,当进行收购的是企业的经营者时,他们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会对MBO的收购或转让价格进行调整,使其低于收购季度的每股净资产,从而获得超额收益,损害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同时MBO收购的性质也会对股价产生一定的影响。     

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的增加值统计研究

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可贸易品生产链向世界延伸,出口品价值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不同国家组成,这直接导致以国为单位的传统通关统计,无法正确反映国际产品分工链条中各国的实际价值创造。对折返增加值部分的重复计算不仅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贸易顺差同时也夸大了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通过将增加值法引入国际贸易核算体系,本文发现：2002年和2007年,增加值统计的我国贸易总额分别低于通关统计贸易总额的14.1%和20.5%;增加值统计的我国贸易顺差分别低于通关统计贸易顺差的20.3%和24.9%。利用新方法对国际贸易中的国内、国外增加值进行分解,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能从微观角度纠正传统的通关统计对双边贸易平衡真实性的误判,还可以从开放宏观角度避免这种误判可能给予实际汇率以错误的权重,使汇率成为矛盾的焦点。     

计算机软件基础实践教学研究

说明了计算机基础课程实践环节的重要性,通过调整教学进度,达到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通过对实践环节的重新设计,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基础实践能力,从而达到培养要求。     

俄罗斯民事检察权权能演变及其启示

文章梳理了在沙俄、前苏联、俄罗斯联邦三个时期俄罗斯民事检察权权能演变的过程,随着《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实施,俄罗斯民事检察权经历了无限监督到有限监督的蜕变。鉴于我国民事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民事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我国民事检察权权能完善的路径主要有：赋予检察机关在特定的情况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能;完善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建议;保留检察机关抗诉的权能,等等。     

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关干2005年经济增长指标．从部分研究机构目前提出的初步预测方案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8％以上．大体在83％到94％之间。一般认为．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就是9％．因此．．今年如果能够保持8％-9％的增长率应该是相当理想的。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来都没有能够将9％的速度保持一年以上．结果往往是走向两个极端：继续膨胀或直接降到7％甚至更低。     

论法院在民事证据收集中的权限

近年来，法院在证据收集制度中的权限不断弱化，当事人的证据提出责任不断扩大。但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在赋予当事人过重的举证责任的同时，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权限不断缩减。为提高当事人在证据收集能力，有必要厘清法院在民事证据收集中的权限，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